小鎮醫生與他的小說家伯父 －－我與李榮春文學的生命交流（三之三）

文．謝易霖／筆名「一靈」、《歪仔歪》詩社詩人、慈心華德福教師
本文為筆者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96年第 2學期「台灣現代小說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指導教授尉天驄先生。

伯姪之間

我常覺得自己處於或見證另種交流，那是文學心靈之間的交流，而其中一道溫暖的流潮，是往來於李榮春與李鏡明這對叔姪間，平日與李醫師的談話和李榮春的作品自可構成這流動，而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一書，可以見到另一形諸文字的浪潮。更可賞玩，放置心中咀嚼，透過此書很快地可進入李榮春生平，閱讀之時，若已先讀過李榮春小說，會有著人物傳記與文學虛構交映的特出感受。書分三部分：第一部份是李榮春先生在《文友通訊》時期與鍾肇政、陳有仁、鍾理和等人的書信往來；第二部分是關於李榮春先生作品的評論；第三部份則為李榮春的生平年表及附錄二篇。文友通信與評論自有價值，而我特別愛讀附錄，這是忘年交李鏡明先生所書，內容是他整理榮春先生遺著時的所思所感。說是為了解李榮春而讀，實則也閱讀了書寫者李鏡明。

閱讀李榮春可感到生命之真誠，而聽李醫師講李榮春行止，讀李醫師寫李榮春，則感「真誠的交流」，這正是生命間的流動。或許當李醫師說起往事，說起他的四伯，他的四伯對他的影響，合併李醫師自己的想法，在這樣交織的生命故事當中，話語與李榮春作品交互指涉，互為文本，拉大了理解的時空，則李榮春「唯有絕對地孤獨才能聽得到的心靈聲音」(彭瑞金〈殉道者言──評介李榮春的文學遺書《懷母》〉)有了共鳴空間。

　　尉老師在課堂上常發的憂心，關於文學與「誠」。現代人崇尚捷徑、短線操作，什麼都要速成。而李榮春奉上一生歲月給文學，用修理腳踏車手寫字，賺稿紙；以肩擔、磨砂石換一日兩餐，以六十年換得兩百萬字文學作品。用無用之用來換尊嚴。李榮春，我們該怎麼看他？可以怎麼談他？仍是在歪仔歪第五期，詩友張繼琳說「他的忍受不如說是忍辱。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標，人生追求的理想與意義。」作為堅持的生命，精神本身就值得當作榜樣。這榜樣頭一個薰陶的，正是李鏡明。若讀一九九七年六月到九月間李鏡明給錢鴻鈞的信件，必可感受到那種深刻情感。例如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寫」、「寫」、「寫」我的內心常常有這一股衝動，確實，寫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寫的時候，內心就安靜下來，面對自己，像是一位自在的國王擁有了一切，寫的時候，也是唯一讓我找到了生存暫時的定位。啊！生命有時真讓我感到多麼無奈，甚至虛無。

[…]

對了，我又想起了榮春生前一再說的話：「『謙卑』、『謙卑』，絕不能自滿、驕傲」，隨著歲月的增長，我愈體會這句話的意思，我同意絕然的謙卑，是一切力量的源頭……

　　前述所引彭瑞金對李榮春作品的定調，正是透過李榮春與李鏡明的交流來闡發：

「從他與姪兒李鏡明的對話中：『寫作貴在真誠及赤子之心』、『作家要有擁抱全人類的胸襟和氣吞山河的氣概』，我發現李榮春雖習慣以全知觀點，把自己抽離到旁觀者的位置來寫『故事』。但事實上是把寫作者的人格無限放大，展現了『我』的絕對自尊和自信，即使像隱藏在小說背後的『我』是一介『庶民』，但『我』生命中的一切，只要真誠地坦露出來，就是文學。」（彭瑞金〈李榮春全集序〉）

李醫師在李榮春身後，致力於推廣他的文學，而與文友的書信，讀來深覺其真而倍覺感動，甚至可以說，帶來啟示：

　　……「真誠」的創意態度實足以彌補語言能力所遭受的困擾。我生平患了許多的錯和虛榮心，致未能在伯父生前對其努力給予肯定及尊嚴，而這些正是伯父晚年孜孜以求的。我誤以為一位作家辛苦一生，不能改善、精緻自己的生活，「這些作品，看它何用」，而忽視了四伯父創作環境的艱難及寂寞，而這種寂寞正是焠鍊作品的烈火，我又誤以為四伯父懵懵懂懂，不善交際，缺乏現實生活的歷練，而忽視了他那寬廣的內心世界及真誠的心靈……(李鏡明〈關於李榮春的短篇小說〉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我聯想到顧爾德，這可能是最有孤絕感的鋼琴家。

Glenn Gould，1932－1982．資料來源：網路

1964年，顧爾德放棄了音樂會演奏生涯，開始在各廣播節目出現，他認為應該藉著科技創造最完美的作品，他反對演奏的虛假傳統。顧爾德希望人們以超越時間及一切先驗知識的觀點來評價他的演奏。他在錄音室裡進行剪輯；然而，對一般的演奏家而言，錄音室演奏是可怕的事情，因為缺乏觀眾迴響與掌聲激勵。那是沒有回應的世界，得與自己，與世界孤絕相處。只是，顧爾德孤絕是被世人關注的，而李榮春的孤絕至今仍不見得被理解。

又想到已故世的作家李潼與李榮春的遇合。李潼離開人世後，我和甫自國中退休的陳黎、以及邱上林與林宜澐幾位先生們，舉杯遙祭，李潼大半歲月奉獻給蘭陽平原。有次，李潼拜訪李榮春，為他拍照，因為榮春先生作品極富自傳色彩，他就趁早春時節，與他回到若干小說場景留影，這是文學晚輩的心意。李潼在聯副發表的文章，記下那日種種，他寫老先生不發一語，寫著一行人經過他筆下描神的頭城，有些時間留住了。據聞，當作家李潼在李榮春生前僅剩的半個月採訪攝影，而他非常訝異，居然沒有一個鄉人和他打招呼。其實，有何可詫異的呢？浪湧不已，時光中留下什麼？（見89.6.17聯副，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李潼，1953－2004．資料來源：網路

李榮春走了，不久，李潼也走了。

　　總有一些人，彷彿他們的存在就是來啟示你的，而不是讓你測試。又是一些人，呈現堅定、擇善固執人格，拒絕為喧嘩吞沒，拒絕迷失於紅塵。人生不滿百，卻也有數萬日月的重出重沒。你有心靜時候，更有瞬息萬變的，無法把捉的念頭。我總覺得在談起李榮春時，李醫師也談到他自己，對世俗打滾、名利追求的那個「我」，不無悔罪。整理四伯遺作且促其為世人認識，或者是他的「Confessionum」，此即：宣教、悔罪。而作為閱聽人，我在跨越世代與生死的交流中，也得到洗禮。鏡明先生對他四伯的說明，或許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身處在相對偏僻的蘭陽平原，對著世界思潮有著瘋狂的追求，對著理想有著懷抱，而對於文學，也有著天真的熱情。這也或許是四伯李榮春留給他的吧。

我想過，在李鏡明整理李榮春稿件，閱讀、繕打之時，他在夜中經過李榮春的人生道路，李榮春經過的夜晚，重新為這個姪兒穿戴靈魂。李榮春留下什麼？留下來的是這些──文學──那一生的精神勞動，還有「記憶」，以及鼓勵了人們，為繼起心靈洗禮的──他對文學生命的「誠意」。正如李鏡明為〈懷母〉作解人時，有這樣的心得：

「這些日子，當我整理他的遺作時。每每掩卷深思，想著為何他有這般的能耐，到底這股信心、活力從何而來？」(李鏡明〈懷母──人子的告白〉)

伯姪互動，除了姪兒留下的文字，還有談話時自然流露的情感，或是幾次談話後告別，送行前，他總會說：「我的四伯……」彷彿由與李鏡明的交往，我仍能深切感受這位「海角歸人」，他的那種寂寞，孤獨與高貴。以及因為單純的心帶來的不凡人生……或者，讀讀他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給錢鴻鈞的信：

好友！

昨夜我又興奮得睡不著了，我真想對榮春說：「四伯！我對你講，你是天才，你的努力完全沒有白費，每一次讀你的作品，每一次有不同的感受和情趣，這誠如你生前所講的，一點也沒錯。昨晚入睡前，隨意翻閱《洋樓芳夢》，一下子就被動人的內容再感動著。你寫羅慶，這一位純真、乾淨的靈魂，他就是你，全身瀰漫著一股為文學藝術，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的精神，非常的傳神感人，這種精神，是人類在苦難的人生中，唯一生存下去的支撐力量，難怪我每次讀他，好像，會有一股力量，在我的周身活動，令我熱血澎湃。」

我很能認同李鏡明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寫給錢鴻均先生的信：「……其實，就其一生的行誼來看，榮春對文學和生活的虔誠，本身就是『藝術』。」這樣的生命太傳奇了。茲以李鏡明先生〈我的四伯──挑戰命運和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李榮春先生〉全文寫下了他與四伯李榮春的生活，與同樣收錄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李鏡明所寫〈夢迴和平港〉相互輝映。最後，我想以這段作為結尾：

……最遺憾的是，在伯父生前沒有好好的閱讀過他的作品。長久以來我受到四伯父外表的矇蔽，比如他不知寒暑，邋遢的穿著衣服。又如他毫無文飾、童心樣的熱誠。還有雖然努力創作了一生，卻一步也無法改善個人的生活窘境。在在讓我對他寫作能力產生懷疑。他曾多次提及留下一筆無窮的資產給我，還強調，即使花費半輩子都未必能夠整理得完。我暗笑他的迂腐無知，認為他寫昏了頭胡言亂語。許多次，我建議他寫一部小說，內容涵蓋了台灣近代的社會巨大變遷，他聽後也只是笑笑。他說他一身是戲，行住坐臥皆不乏寫作材料。我告訴他某某名家，文字寫得多華麗精鍊，他則對我說：寫作貴在真誠，文字其次。我始終未曾靜下心來，仔細的品嘗他的創作，錯失了和他心靈接觸的機會。

他的去世，讓我無比的傷心和懷念。但是幸運的，真正的一位品格高貴，堅苦卓絕，不懼世人眼光，勇敢抉擇自己，挑戰命運和時代的文藝工作者──

　　我的四伯，李榮春先生，在他過世後，我開始認識他。

（載於《宜蘭文獻雜誌》第卅一期，一九九八年一月）

附錄：

李榮春作品

※小說文本：

　李榮春《祖國與同胞》。上、下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海角歸人》。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洋樓芳夢》。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鄉愁》。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懷母》。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八十大壽》。上、下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李榮春《和平街》。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文友通訊書信、評論合輯、附錄為李榮春姪子李鏡明所作

　李榮春　彭瑞金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12月

參考書目

Pierre Hadot (1995)。《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高天生(1994)。《台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

張繼琳主編（2009）。《歪仔詩刊第五期》。宜蘭：賣田。

網路資料：全國博碩士聯合網

陳凱筑(2007)。〈以宗教經驗和大河小說標舉他的書寫《論李榮春及其小說》〉

周介玲(2012)。〈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

吳淑娟(2007)。〈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　

沈秋蘭(2009)。 〈李榮春小說的在地書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報紙資料

李潼〈前世文字債，今生償還來──為老作家李榮春的最後寫真〉，89.6.17聯副，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全文完）

小鎮醫生與他的小說家伯父 －－我與李榮春文學的生命交流（三之二）

文．謝易霖／筆名「一靈」、《歪仔歪》詩社詩人、慈心華德福教師
本文為筆者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96年第 2學期「台灣現代小說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指導教授尉天驄先生。

李榮春生活的幾個畫面

　　在自傳性頗強的〈李家老四〉文中（李榮春正是排行老四），敘事者（speaker）是這樣看待寫作的：

　　「生命的無形的根本的活動，[…]叫他停止這種工作，那無異是叫他不要再活下去一樣。」

　　李鏡明醫師說起他四伯的日子單純，除了滿足最基本開銷所需的勞動，他將泰半時間用以寫作，數十年如一日，彷彿只有寫作時，他才自在。到底寫作之於他是件什麼神聖大事？我實在是很好奇。他1946年孤身返臺，拎著兩只皮箱，裡面不是金銀財寶卻是寫作資料及書籍，這已預示日後寫作痴人的後半生；他的作品或許因為時代處境發表不順，可是他在《祖國與同胞》受挫後，可說沒有名利之心，沒有發表欲，他幾乎沒有欲求，沒有脾氣的──寫！既不因人冷言冷語而停筆，也不跟威權體制有形或無形的抗爭。他一生堅持的，就是這些紙上心跡。這是靜默只聞寫字聲的日子，日子薄如紙，身後稿件十五公斤，沒能在時代擊出響音。書寫，是不是已成為某種自我強迫？是不得不然的生存狀態？想想那這畫面：大陸來歸，拎著裝滿紙料的皮箱，孤零身影；社會有可怕的沉默、鄉里有無情冷語，卻仍篤力書寫的漢子。這畫面……能不教人唏噓？

李榮春曾遭警總約談，以他在中國的經歷，與學識，算是見過世面的。他沒有反抗，也無所謂屈從，可說是順應而沒有作為，他不與人爭，不與世界爭，在他平淡的日子裡，做他沉默的事業，文學就是他的天地！ 鏡明醫師曾於筆端含帶孺慕之情的，寫下李榮春的典型一日：

　　「四伯習慣倒頭就睡黎明即起從不賴床，在曙光微光下穿著條短褲，抖擻起精神，循著青雲路穿越木麻防風林到海水浴場，再沿著浪濤衝擊慢跑到竹安河口。他一手握著破毛巾，赤身露體，龜山島朝霞乍露金光萬道之際，來回不倦地慢跑直到汗流浹背，然後面對浩瀚的太平洋，生氣虎虎地踢起拳腳，熱了，就衝到浪潮裡浮沈。等到我起床的時候，他已沖完了冷井水，靜靜的坐在窗邊寫稿子。我永遠記得這樣的光景：早晨的和平街，約莫9、10點的時候，一束陽光從天窗射下，空氣中的浮塵隨著光束挪移著，屋內傳來了祖母泡茶時瓷器的清脆碰撞聲，四伯父靜悄悄地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他總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椅子旁有漿糊和剪刀，他不厭其煩地將改妥的稿子裁剪整齊，小心滿足的貼上，永遠是那麼興致，那麼充滿希望的樣子。平常時候，祖母臥久了需要翻身，她按電鈴，可是四伯正寫得入神，總是讓鈴聲一響再響，祖母生氣了罵了他是前世積欠文字債，今生來償還，才會落的這般潦倒落魄。四伯的翻身搥背，總是這般粗手粗腳的，常挨祖母的罵，和他寫作時那種細緻耐心的模樣，真是判若兩人呢！」

　　奔跑至海邊對著金光揮拳「頭城狂人」，是在書寫中得到生命滿足的失心之人嗎？再抄錄同文中的這段： 

這位

　　「…四伯父靜悄悄的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他總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椅子旁有漿糊和剪刀，他不厭其煩的將改妥的稿子裁剪整齊，小心滿足的貼上，永遠是那麼興致，那麼充滿希望的樣子。」

人生勞苦與人情冷暖，在這些凝止時刻，碰到了生命核心。李鏡明筆下的這人翦影， 極為真切，也許李醫師也在這時，發現了充滿希望的四伯寫作時所在之處，正是心靈原鄉。世俗在這美好的時空之外窺伺。離開寫作桌，李榮春的外相就是個潦倒落魄的人，到底哪個是原型？雖然他默默書寫，累積了龐大成果。周遭的人對他的作為卻沒有絲毫善意，這人被現實世界目為失敗者。蝸居的頭城小鎮，是偏鄙的島嶼邊緣，愛文成痴的李榮春沒有讀者、更沒有掌聲。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持他？大家多以「頭殼壞去」來看待他，解釋他，只知道他是孤獨的羅漢腳。但他的文學追求，文學志業，卻是無法對人說，無法與人分享。我想到歐陽脩的這段文字：

　　「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 此又非特好惡之所，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會不會是對自己作品的信念，使得他能在孤絕環境中創作不輟？相信未來總有知音？要知道，他的書寫是沒有讀者，沒有掌聲！書寫成了他的存在活動，日復一復，年復一年。他是戰後第一批用中文寫作的本土作家，卻很孤寂，依李醫師報導，他算是沉默寡言的人，平日在旁默默聽著大家閒聊，散會後回到自己房間把點點滴滴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他在日常世界中看出另一層世界，在書寫世界中得到心靈的世界，我想，李醫師正是受他四伯影響，才會說：「我們應學習如何看小說，我們應學習活在世界中的世界，看見世界中的世界。文學就是那層世界，學習去看見。」

《祖國與同胞》後，他陸續寫下《海角歸人》、《洋樓芳夢》、《懷母》等長篇，和收於《和平街》裡的幾篇短篇。這些作品保留了生活景象，同時也保留了他對生活的另種想像，彷彿他透過書寫重新把曾經經歷的日子再活過一次，思想過一次。念及此，我不禁誦起李鏡明筆下，「四伯父靜悄悄的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的字句，想像在沒有眼光注視的案頭，他審視這生活經歷與想像力交織的新創造，啊，他孤燈下的身影特別動人，並搖曳在我淡淡淚光中。

文學定位──大河／日常／自傳

自己對「大河小說」接觸乃因中文系的閔宗述老師，他在大一國文課上特意推薦《約翰．克利斯朵夫》，並要大家一定要讀傅雷譯本。那是我對「大河小說」的初識，後來，我在政大圖書館借來此書，選段抄寫，讓那故事進入內心。「大河小說」說來也是源自羅曼羅蘭所提出「Roman─Fleuve」的法語，意指為滔滔不絕的長篇小說，後對應於英文中「Saga Novel」，內容主要為敘述一家或一族的歷史事蹟，實則亦是家族心靈成長史。陳凱筑轉引葉石濤、鍾肇政提出的意見，並參酌楊照對Saga Novel見解，將李榮春《祖國與同胞》到《八十大壽》的作品群定位為臺灣大河小說，因李榮春「……其處理文本故事的手段是以連綿不斷的真實經歷為主，透過作者自身的人生經歷，書寫的模式亦可滔滔不絕地進行下去……」

陳凱筑(2007)為文〈試就李榮春《祖國與同胞》探其與臺灣大河小說之淵源〉，他先酌論《亞細亞的孤兒》以為參照，為以為《祖國與同胞》應作為吳濁流之後的傳繼。同時他援引葉石濤、高天生與何欣對《濁流三部曲》之批判，從而引伸出《祖國與同胞》所表現的文學優越性，並將於「結語」中為作者帶有巨幅創作的精神意涵，卻遲滯今日始終無法為人所知之窘境，細究出幾個錯失要機的緣由，作為他發展於當時竟不能直接影響之後臺灣長篇書寫的歸納。

李榮春作品具有強大的日常性格，但不是記錄，而是透出許多沉思。若說王鼎鈞是當代以小說筆法寫入散文的一個端點，那麼說李榮春的小說有著散文性格而在另端，會是很好的參照。這裡，我要提一件意外，就是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竟讀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任職於中國廣播公司的王鼎鈞（方以直）寫給陳有仁先生的信，內容對李榮春作品有頗中肯的評價，讓陳有仁代抄後轉給李榮春，因我嗜讀王鼎鈞作品，是以覺得有趣：

……李先生下工夫甚深，藝術品都是下如此工夫始能創造出來的。早年我就發現李先生的造詣著實不凡。惟文詞才情似稍弱。李先生所屬稿子動輒數十萬言長篇創造。愧我對這方面學淺，尤其李先生的思想與創造，實非我敢輕與定評的。不過我可斷言李先生的作品定非當前風行的作品可與之比較的……（一九六四年六月耳廿七日，陳有仁致李榮春信函，收錄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頁77）

他在以母親壽辰為底本的小說《八十大壽》中寫道：「每一個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的一天，每一天幾乎都是一樣，什麼痕跡都沒有地，一眨眼似的過去了，不會再回來，也無法再追尋。」他筆下人物，似乎在現實生活中皆有所本，特別是常在頭城李家出入的人物，親朋好友。我讀〈中秋夜〉一篇，看到文中出現的李鏡明先生，就有些與現實生活交疊的趣味，他又以其藝術手段予以變造，在手法上來說，竟與王鼎鈞自傳式小說化散文異曲同工。若說是日常現實與文學現實互構，實在也有其道理。

既是日常寫實走向，我們很能認同李鏡明醫生所言，李榮春的文學就是宜蘭史具體而微的書寫，我也進一步的讀到，他的作品有著日本殖民地下臺灣知識份子的大陸觀點。這是迥異於其他戰後臺籍小說家之處。戰後臺籍作家的小說表現，有著「民族性」和「寫實性」，甚至有著接近人類學的「紀錄性格」，對其「生活世界」有著到位的描述。這已幾乎是論者共識，不惟今日，即便是當日文友書信往來亦可得知，例如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陳有仁致鍾肇政書信，其中提到：「……榮春暫留住在我宿舍裡，昨晚他見了我一位以前共在大陸患難的朋友（《祖國與同胞》中的王世禮），這人是……」不勝枚舉。在李鏡明記述中，不難發現李榮春的文學偏好正也是他的寫作風格：

「……四伯一大早就坐在臨街窗戶的藤椅上讀書寫作，他十分喜愛舊俄時代和法國巴爾札克式的寫實小說，椅子上常擺的有《包法利夫人》、《高老頭》、《羅亭》、《貴族之家》、《安娜卡列利娜》、《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等書，老舊的封面蛀著霉味，不過他耐心一遍又一遍讀著，好似要將書本讀破的樣子。我常翻閱它，雖不了解書中的意思，但是發現冊頁內夾著樹葉或卡片，給我一種古樸悠遠的感覺。他一再強調寧可精讀不必濫涉。……」

這些寫實主義的作品成為養分，這種寫實性格也彰顯在作品之中。《祖國與同胞》中的主人翁──魯誠──具體描繪中日戰爭，也紀錄一般民眾如何在人命微淺的時刻求生；又如原名為《飄》而後改名的《洋樓芳夢》，其主人翁「羅慶」與其在大陸一同抗日的友人「康顯坤」，為求《祖國與同胞》出版而奔走，包括一康顯坤之妻在內，在故事中都有著天真的文學夢，卻因「文獎會」的私心而夢碎。這篇李榮春生前未曾示人的書稿全集有三十萬字，所書者可謂李榮春後半生的故事之映照。一如彭瑞金在《洋樓芳夢》所言：

「……我發現李榮春雖習慣以全知觀點，把自己抽離到旁觀者的位置來寫『故事』，但事實上是把寫作者的人格無限放大，展現了『我』的絕對自尊和自信，即使像隱藏在小說背後的『我』是一介『庶民』，但『我』生命中的一切，只要真誠地坦露出來，就是文學。」（序、頁，6）

也因此，透過這個「我」之日常寫實傾向的書寫，李榮春筆下世界保留了大量的日常觀察，正可窺見宜蘭社會，作者將左右臺灣的歷史事件附身於他個人經歷之中，透過文中各個角色的言談，把臺灣從清領、日據到國民黨撒退來臺間的許多事一一展露出來，帶出正史外的庶民觀感。相關論述多見於現前關於李榮春的評述，同時亦已有前述沈秋蘭(2009)之論文。在此舉些例子，如藉一條「和平街」牽引出頭城興衰，寫成的〈和平街〉他筆下的游家、康家都有現實可考，而〈烏石帆影〉〈魏神父〉；此外，〈救濟麵粉〉、〈頭城天主教堂〉、〈上天貼了告示〉、〈耶穌誕生〉等篇，他描述基督宗教傳入故鄉的地方影響；又有其最短的小說《懷母》，六萬字的篇幅中，李榮春展開了漂泊無依的人子獨白，場景由母親身旁、教堂、墓地漸次開展。在母親仙逝後，墓地成為聖地，教堂響起聖歌，有如宇宙之聲，通篇是親情，卻泛溢著宗教體驗；而諸如頭城搶孤等蘭陽風俗，皆入筆下，凡此亦收於以和平街為名的集子。

鳥瞰頭城．鉛筆馬丁繪

《和平街》中的〈頭城仙公廟廟公呂炎嶽〉便是有意思的短篇。而筆下各景、各人亦在不同的作品中現身，例如前面所提的〈魏神父〉的同名人物亦在《懷母》出現。〈頭城仙公廟廟公呂炎嶽〉文中的場景是宜蘭拔雅林山頂的仙公廟，這廟遠眺龜山島，即使海面薄霧，島上碼頭堤岸仍清晰可見，當年在李榮春筆下，此地荒蕪。然而在《歪仔歪第五期》裡張繼琳的記述中，已是綠意充滿，巧心經營，寫作狂人李榮春，頭城家鄉人所稱的瘋子廟公呂炎嶽在此有著趣味對話。現實生活中，兩人的確曾經在此故事場景中的仙公廟計畫種植竹子和何首烏。文中孩子氣般的話語，在現實生活中，恐視為瘋言瘋語。他們抱著天真的希望，天真的快樂，彼此互相鼓舞。流動在兩個「怪人」之間的，是種真誠、可愛的情誼。我甚至懷疑，以李榮春寫作的慣性，這些對話都確有其事。而像《八十大壽》或《懷母》等的背景設定，宜蘭頭城的李家，頭城的拓墾史、家庭故事等，多與現實互涉，根深紮於現實，顯然與魔幻寫實、後現代小說、羅曼史小說等極不相類，確實可歸為寫實主義陣營。

由大河、日常、寫實、自傳、人類學紀錄等一路而來，這些標籤多少也都曾貼放在李榮春作品上，而其姪兒李鏡明甚至曾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存美學」來闡述他四伯的文學人生。在此，我想以另種角度來切入李榮春的文學生命。

在書寫中轉化自己

李榮春的作品，除了大河文學的寫作特質，或如周介玲(2012)所撰〈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將其作品以藝術家成長的角度切入，除了社會面向的關照，亦著重其生命史的自傳面向，類似的言論尚可見於吳淑娟(2007)〈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李榮春的書寫作為「存在樣態」，似乎更超越或更根本的看法，這關乎人性尊嚴與宗教經驗。我們要問的是，到底李榮春寫作的動力是為何所驅使的？那是種寫作的良心抑或是「Confessionum」(告解/懺悔/宣教)般地書寫？曾在尉天驄老師的課堂中，以法蘭西學院院士Pierre Hadot的「靈性修鍊」（spiritual exercise）切入對汪曾棋的認識，在閱讀Hadot的同時，也更多地讀到西方中世紀的相關著作和延伸閱讀。個人以為這可以作為另個觀看李榮春寫作生命的觀點。

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懺悔錄》誠為不朽經典，原文「Confessions」在古典拉丁文本義為「承認、認罪」解，然而在教會文學中，意義轉為承認神的偉大，有歌頌的意義，這就是「宣教」此一義的由來。是以這種書寫不但有自傳成份，更有宗教告解／修鍊的意涵。一般多注重「悔罪」的意涵，所以華語圈過去都稱此書為《懺悔錄》，而實則《懺悔錄》也已成為「自傳」的別名，盧騷、托爾斯泰亦曾以「懺悔錄」的書寫連行生命表白、反思，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冥想的見證。以這個觀點來說，李榮春幾乎是透過小說中的角色進行其自傳書寫，他的作品最要處，是他對文學和生命的「告白」。

多年前交給老師的汪曾棋報告中所提的Pierre Hadot (1922-2010)所著《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哲學作為人生之道）的想法仍很管用。Arnold I.Davidson在該書導論提到Hadot的「靈性修鍊」（Spiritual Exercises）的觀點。他說，哲學化是如何學習對話（to philosophizeis to learn how to dialogue）。對話不只是與他人的言說，更是自我內在的觀點對辯，自我省察。Davidson介紹Hadot的看法：

蘇格拉底對話是一種精神修鍊的實踐，且它激惹某人注意自身，關注自身，認識自身（it incites one to give attention to oneself, to take care of oneself, know oneself.）蘇格拉底的金句「認識你自己」，需要自我與自身（the self to itself）由精神修鍊構成的關係。每一精神修鍊是對話的，以致有如自我對其自身，又自我對其它人「真實呈現的修鍊」。(Hadot,1995,頁20)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對話呈現出它們並非專對特定問題的解決，而是要顯現問答雙方如何得獲解答的歷程，因此我們了解對話者這面向的根本意義，以一切的開始，中止，猶豫，迂迴，避免對話成為神學教條，且要使它成為確切，實踐的修鍊。確切地說，此因：

　　它並非對教義的說明，而是有著對話者的引導（with guiding on interlocutorto）達致某種心理態度：它是戰鬥，友善但真實，我們必須注意自身在某個精神修鍊中，改變觀點，態度和個人深信的定見，因而與自我對話，與自我搏鬥。（前揭書，頁20）

我們何嘗不能也這樣看小說？把小說看成自我對話的修鍊工夫。特別是李榮春這種根植於生命經驗的自傳小說、寫實小說，以及他寫作生命是如此怪異，如此專注，且幾近救贖？書寫本身即具有社會心理學所謂「外化」(externalization)效果，這使得心中所知所感被自我檢視；二來是，書寫本身使得「記憶被看見」，這是相當有力的工具，而透過文字書寫，他亦有著生命改寫。進言之，小說之中各個角色之間的對話，何嘗不能視為「為自己生命求解答的過程」？「寫作」在此使人以新的方式「成活」，並改寫生命經歷，這是轉化人類的嘗試。Hadot有個想法很適合再提，此即：

我們並不是透過書寫來形塑一個精神自我，而是將自我從個別性(individuality)中解放出來，以便讓自己上達「普遍性」(universality)。和其他精神操練一樣的是，書寫改變了自我的層次(changes the level of the self)，使得自我普遍化。在孤獨中進行操練，其神奇之處，是在於它讓操練者在時空的限制下，可以上達理性的普遍性。[…]在書寫時，他感到自己是被觀看著的，他不再孤獨，而是無言人類群體的一部份。(前揭書，頁211)

也許因為李榮春不為人所了解，其在故鄉做異鄉人的處境，書寫使人進入某種普遍性的狀態，正也是他合適的歸處。原刊於《宜蘭文獻》第卅一期，後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的李麗玲（1998）〈真實與虛構──從人物論李榮春的文學世界〉，該文將李榮春筆下的主角分類為三個面向，一是「殖民地裡苦悶的台灣青年」，二是「堅持藝術創作的典型人物」，三是宗教經驗與回歸母親的浪子。而無論如何，你在他故事中的每個人物，似乎都看得到李榮春的分身。裡面字句俱是其所思所感的，生命的部分，更也可看成是內在對話。

例如李榮春在〈魏神父〉描寫的「老四」（正是李榮春的家庭排行）的宗教體驗，這有著孤寂心靈的主角，一生流浪，每每在信仰邊緣徘徊，透過「魏神父」，終於找到這疏離人世情感的精神依託。以此篇來說明書寫的內在對話，意義更是深長。文中的老四考慮進入教會做事，而同時他念及自己叨得母親年老的病恙之光，得弟兄供應的生活費，這其中展現深刻的內在對話：

……如果從事這種神聖的工作，最低限度，一個人生活總有個保障。不過起碼條件，自己總得先有個堅實篤定的信仰，難道是裝得來的嗎？難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處可供我生存的地方，居然淪落到要騙天主混這口飯吃的地步，而且還要道貌儼然的拯救別人的靈魂，想到這裡，他不由渾身又起雞皮疙瘩；這就是也無法解決的苦惱。（〈魏神父〉收於《懷母》，頁179）

閱讀李榮春小說，便令我最感到這老作家的存在意義──當然也感受到其時代性。《洋樓芳夢》一書，實為李榮春身後才為人發現的遺稿。書中的主角：羅慶，一生最大的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就是「創作」。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極度渴望著作品能被人了解；但關心他創作的朋友們，卻只在意版稅、得獎、成名，及可能帶來的名利雙收，而對這群市儈之徒，羅慶除了冷漠外，還有滿懷的痛苦及無奈的忿懣。羅慶無力地護衛著理想的同時，只有沉浸於冥思、閱讀，他才能完全得到身心的安頓。這「羅慶」誠然是極致理想的化身，而那些「朋友們」何嘗不是心中另種聲音？是李榮春內在對辯的內心角色？而在書寫中更加認同了羅慶的選擇，從而決定自己的人生？

再看看《海角歸人》裡的主角──牧野，他是孤獨的，沒有文學同夥，使得他歸鄉卻好似在異鄉；於是他離群索居，由社會成規出走，走進心靈內在，即便坊鄰里當他是「頭殼壞去的孤獨羅漢腳」，家人視他為不事生產的「寄生者」。這些書寫多麼像是李榮春的自我救贖。眾人眼光讓他居於「失敗者」、「墮落者」的身分。他不抗議也不爭辯，時不我予卻也不改初衷，他放棄吶喊，留下沉默。顯得退讓與沉默的他，被看成逃避現實與悔罪。正如李鏡明對《海角歸人》的感觸，他認為書中不但有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感，主題始終環繞在：「命運，就像飄蕩的煙，到處流竄無法把握」這個象徵上。（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給錢鴻鈞先生的信〉，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我不由想到一首馬勒《呂克特之歌曲集》之一〈我被世界遺棄〉（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那感覺真是太像了。在大陸時，是祖國懷抱，即使未見接納，還有理想；但回鄉後，那冷待，那對他不切實際夢想的嘲笑，一切都無可逃避，沒有遁所，這樣，當個無用的人吧，只能期待在未來，有人心神相通……

　　幸好，還有李鏡明。

（未完待續）

小鎮醫生與他的小說家伯父 －－我與李榮春文學的生命交流（三之一）

文．謝易霖／筆名「一靈」、《歪仔歪》詩社詩人、慈心華德福教師
本文為筆者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96年第 2學期「台灣現代小說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指導教授尉天驄先生。

前言

　　修這門課的這年，宜蘭連續幾個豪大颱風，工作遭遇極大挑戰，其間曾打算放棄學業，但先以休學為考量，是以這門課的報告一直未能繳交。在此先向老師致歉。

　　當時，我在五結海邊向九十歲阿嬤──如今已九十三歲──租賃一房，因離海不遠，逢颱風便停電。在放棄學業的念頭漸強之際，因緣際會和父執輩的小鎮醫生李鏡明結成朋友，也因此「遇見」臺灣文學史上的小說奇人──僻居宜蘭頭城的小說家李榮春──當地耆老視為狂人，其身後所遺──數百萬字小說。

　　李榮春是李醫師的四伯父，前者是後者口中將一生賣給字的人，他在沒有掌聲的歲月裡，寫下篇幅數百萬字的文學作品，甚至放棄常人的生活軌道。不結婚、不生子、不逐名、不求財，不求安養到死。捨一生性命給了文學，全心，真誠的面對這孤獨事業。

選擇復學，完成學業，李醫師鼓勵也是原因，而李榮春執拗的精神，使我有遇見榜樣的感受。是以就這段與李醫師的遇合，藉李榮春的作品和人生為旨寫作報告，作為遲遲未交的學期作業。

遺腹子

　　提筆寫報告，有了開頭，那是老蕭的故事。高中同學老蕭，曾拿林栢榕獎學金。因為他在母親腹中便失去父親，和老市長林栢榕一樣，都是遺腹子。

　　蕭同學父母的結合，長輩毫不祝福，主要原因據說是父親為外省人，不見容母親家庭。而後他父親早逝，有如咒咀，母親正懷上他，母親精神大受打擊，病了。這孝子，勤苦自厲，由彰化農村到台中求學，後來就讀政大，考取律師執照。如今專為弱勢發聲，他母親也得到照養，享老來福氣。幾年前，另一在臺中地檢署服務的同學成家，老蕭知我自台北南下，特別來見，聽我敘及父喪後的體會，很有感覺，意味深長地說：「記得中學時，你對你父親很有意見呀。」自忖，高中時老蕭聽我批評父親，心中滋味恐怕複雜，畢竟，他父親甚至無從見他出生。

高中時同學們討論「臺灣文學」的問題。我是中一中校刊社的成員，照理說是較知道文學的，但我還記得當時回他說：「有臺灣文學這種東西？」且很懷疑這概念；那時，聲腔很外省的老蕭（他父親來自外省），鄉土意識卻很早就啟蒙了，他回點說：「當然有。」現在想想，鄉土文學也不是刻意標榜，一方人說一方事，水土不同，故事不同，如此而已。

　　老蕭，有陣子，家中長輩對他父母婚姻不以為然，而這遺腹子大了有了自己的聲腔與事業，不但將精神耗弱的母親顧全了，還給世界證明，這結合無所謂對錯，卻是要活得漂亮、自信、有格。我以為，同學蕭隆泉這段故事，是臺灣文學的隱喻：遺腹子。

遺腹子，如果我們接受「心神產出」這樣的隱喻，那作家的身後稿，也可作如是一比。

衣櫥裡的稿件

　　在宜蘭的這些日子，偶爾到李醫師診所聊天。他不時給我出些功課，今天想聽里爾克、明天想聽些法國詩，他也會問問古典音樂或者是中西哲學。這之外，聊些歷史、政治，或者說些對我這後輩的期勉，他常常提起他的伯父，李榮春。在臺灣，說起小說，斷無法繞過宜蘭的黃春明先生；然而，知道宜蘭還有個李榮春的，十人無一。這位在宜蘭頭城寫一生小說的怪人。若非姪子李鏡明醫師，他的許多作品極有可能沒於歷史長夜。

鏡明先生話家常般地說起他和四伯的故事，四伯對他說的話語，還有小說家的行止。他們交談，一同生活，抵足而眠；有次與李醫師相談至夜，他自診療床下拉出箱箱手寫稿，這是李醫師費心保存、推廣的文學事業──李榮春的精神遺產；李醫師回憶四伯對他說：「我為你留下這許多財富，日後你就會懂得。」那夜，我心中經歷兩種夜晚。作家李先生孤燈為伴振筆的夜，醫師李先生夜下整理稿件的夜。

　　親眼所見這許多稿件，這些文字龐大，溫熱，微微透亮，都是李榮春生前筆尖徐行紙上的心靈紀錄。萬夜下孤筆，累字三百萬，逝　後為家人在衣櫥裡發現，姪兒李鏡明一一整理。正如詩人張繼琳在《歪仔歪詩刊──第五期》所言：

「如果沒有李鏡明醫師蒐集整理（李榮春的姪子）、彭瑞金教授的引介，李榮春必定被人淹沒遺忘。那十五公斤的創作原稿，也肯定被親人丟棄回收，永不見天日」。

那曾在衣櫥內躺著的，是數百萬字的，大規模的沉默。幸而，透過李鏡明的努力，李榮春的文字與精神終究引起了後輩作者的注意，除了論文、期刊這些找題材作文章的學院事業，我想最有意義的，該是前述宜蘭在地詩社──歪仔歪詩社──的共鳴。這群詩人包括黃智溶、劉淸輝、張繼琳、曹尼、甘子建、果果、楊書軒、王沛芬、一靈、柯蘿緹與顧問零雨，成員不是宜蘭本地人，就是在宜蘭工作的外地人，這群藝文愛好者成立「歪仔歪詩社」，以每年一至二期的頻率，發行宜蘭在地詩刊《歪仔歪》，截至2013年已出版第十一期。其中，前文所提及的第五期，便是李榮春專輯。

《歪仔歪》詩刊第五期封面
　　　援自《歪仔歪》詩社網頁

詩人張繼琳生於宜蘭壯圍，筆耕不輟，自印許多詩集，亦得聯合報詩獎與林榮三詩獎肯定。他在詩刊第五期說，辦詩刊，要有「李榮春精神」，那是種打死不退，堅持到底，沒有掌聲也跑到無法再跑的硬底精神。繼琳對以「長途馬拉松選手」比喻李氏非凡的精神力，他說得挺好：

「…長途馬拉松選手怎麼會和跑一萬公尺的選手相較呢？他繼續跑，聽到背後他人的譁然掌聲，自己卻愈跑孤寂，只剩他一人。 」

　　是孤寂呀。

頗有才名的小說評論家高天生於一九九四年出版《台灣小說與小說家》，書中對李榮春未置一詞。即使李榮春一九五二年早已完成《祖國與同胞》這六十萬字的小說，距今一甲子，仍只有少數人知曉。更遑論從無發表機會的其他字句。考慮當時改朝換代，相對於陳千武等因語言轉換而出現的失語一代，李榮春是戰後少數能以漢文寫作的臺灣作家，如此沒沒無聞，實是一奇。或許是忌憚己身的大陸經驗低調行事？回頭來說，即便今日臺灣文學系所漸興，在地意識顯題，而以「祖國」為名的這部鉅作，卻在時代變遷下顯得突梯。

戰後李榮春、劉吶鷗與張深切等人是日據時期少數有大陸經驗的臺灣文人，李榮春在「祖國」見識到日本人的暴行，對於人性與國族情感有深切體認。他對殖民者的抗議表現在〈生番 土匪 日本人〉、〈一天要做幾個人的活兒〉、〈日本人到底幹過哪一番好事〉、〈祖國一定會打倒大日本帝國〉這些書寫中。對於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一定程度的發抒氣憤，也認同了「祖國」。

然而，歷史對這些人的「身分」開了大玩笑。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為「祖國」中國所猜忌；滯留中國大陸的過往，對退守來臺的國民政府也不是好經歷，更令人心生懷疑。這種日人統治下，痛恨日本；想作中國人，投效無門的無奈，「祖國」這樣的詞彙，對李榮春而言，相當尷尬。今日臺灣在地意識抬頭，以祖國為名的小說，若非投以同情的理解，很難引人翻開閱讀。《祖國與同胞》透過文中主人公魯誠充分展現了領持日本與中國兩種身分證明的衝突，這不啻是時代與情勢加諸於一代人的悲哀。

數百年來，臺灣政權更迭，文學表現有相伴同步的現象。清代民間傳奇反映的移民社會，日治時期的皇民化文學及與其對反的，帶有文化意識的漢文創作，國民政府來臺而興起的反共文學、軍中作家作品、現代文學，以至於鄉土文學等。其中，戰後本土作家群有著特殊生命經驗；光復，是回歸「祖國」，回復漢語使用，但這並未給臺籍創作者自由與尊嚴，除了因為語文轉換的困難造成的書寫斷層（由日語而漢語），作家賴以為憑的武功──語言──功力大失。同時，五十年代反共文藝、戰鬥文藝成為主流，有著祖國身分的外來者，帶來了高壓政治氛圍，整體創作環境對臺籍知識份子很不友善。李榮春因其大陸經驗，早年教育所奠定的漢文基礎，是少數有著大動作出版的作家，但也未竟全功。1950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他獲得文獎會獎助金資助出版。這是他人生美麗的浪花，但轉瞬即逝，竟至遺忘。此後，李榮春走入歷史的角落，成為頭城家鄉父老口中的狂人，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等待發現的過往。

這位詩友張繼琳所謂：寫作生命裡作萬里長跑的阿甘，其筆下風景如何？證諸作品，除了與故鄉頭城相關的短篇，李榮春小說的特色是：「長」，動輒數萬言、數十萬言。已出版的《祖國與同胞》、《海角歸人》、《洋樓芳夢》、《八十大壽》、《懷母》、《 魏神父 》、《鄉愁》等，無一不是耗盡體力的馬拉松長跑，且內容多具「自傳」性質，有著他浪跡天涯後沉潛的內在風景。除了閱讀作品，由李鏡明先生筆下及日常對我所述的李榮春行止，可知其寫作具有極高的──暫且名為──「自我寫實」傾向，可以說，他的作品和生命史實為一體兩面，有強烈自傳性格，並予以藝術轉化。有鑒於此，以下簡介其生命史。

李榮春小史

　　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李榮春生於宜蘭頭城，日治時期畢業頭城公學校，「在一次偶然的因緣裡，他爬上布滿了蜘蛛網的栱樓上，無意中發現了一堆由上海和東京購回的哲學及文學書籍，起初看不太懂，幾經一段時日的摸索後，內心受到了啟迪……」(李鏡明〈李榮春的小說賞析〉)他自修白話漢文、英文、日文。據李鏡明醫師所言，他能閱讀英文原著。七七事變隔年，二十四、五歲的李榮春加入「台灣農業義勇團」至中國工作，除役後滯留安徽、江蘇紹興。近十年的中國時光，有如謎團，據李鏡明醫師言，他亦少對家人提及，以李榮春著作的自傳性來訪求，線索也許只能於他作品尋覓。

一九四六年，二戰結束後，李榮春回到台灣，淹留其祖國三千多個日子，「僅攜帶兩箱寫作資料及書籍」。這真是具有象徵意味的舉措，什麼都沒帶回來，只有稿子！他人生旅程最終留下的，也是稿子！這畫面正是他全心學文的寫照。回臺後，除以少數時間勞動換取生活所需，他可謂全力專心寫作，息交絕遊，幾乎外界隔絕。這段長達三十三年，佔超過李榮春生命三分之一的歲月，近來有沈秋蘭（2009）寫作學位論文，除了小說文本的爬梳，也使用訪談法與田野調查，對李榮春的寫作與生活，當可有近一步了解李榮春與定居的頭城生活勞動，和頭城在地的人群、宗教、民俗文化以及地景的緊密關係。頗值得一讀。

文學創作上，李榮春是戰後最早一批能用中文寫作的本土作家，一九五二年他完成了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祖國與同胞》，一九五六年出版之時，更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同時。但是這部作品得到的補助的稿費補助(由「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所得)，只夠印行原作篇幅的三分之一，這也使得作品無法以全貌示人。這是他的作品面世最好的一次機會，失去這次機會，幾乎註定李榮春文學生涯一生孤寂。他曾在第十五次文友通訊（1958.6.19）留下這段文字：

　　「現在我已沒有年青時那股蓬勃澎湃的憧憬了，我只希望早一天再回到那質樸潔境的鄉野，浸沉在我喜愛的自然懷抱中。也許我的生命已感到困倦了吧，像一匹疲憊的戰馬，然而每想到自己的一無成就，既不能對時代盡些棉薄，連此身到如今依然故我，徬徨無所自處，不免悲愧無已。」

　　恐怕不獨他母親，連街坊鄰居也接受、贊成這樣說法吧。他的一生，走的是一條不同於常人「結婚－生子」、「功成名就」的路線，他放棄了名利追求與人生享受。據我所知，李家在宜蘭頭城雖非巨賈大商，卻也頗有底氣。但是李榮春既不成家，也不為固定的職業羈絆，除了短暫任職公論報，人生大半只打零工餬口，維持生計和生存的尊嚴。其餘時間，鎮日是「寫」。寫，寫，寫。

《祖國與同胞》雖得到「中華文藝獎金會」補助，但企圖藉此書「面世」的文學經驗卻是一大挫折。雖然《祖國與同胞》也為他帶來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等文友，但寫作辛苦、出版失利與最後失落卻是心靈煎熬。這段挫敗成為《洋樓芳夢》的底本，日後他自囚頭城，做孤獨奮鬥，只透過文友通信討論著同屬於本土作家才有的文學議題。然而這些通訊也只是他對外界發出的秘密、微弱的聲音，他最終選擇孤軍奮筆，暗地拓出數百萬言的文學版圖。由他獲獎經驗與作品刊登的經歷來看，我們無法苛責當時的社會對他不公(雖然歷史需要對這位隱者的作品做進一步觀看)，時代氛圍雖然壓抑，卻也獨厚他而有出版機會，只是沒有有大的返響。不管如何，有件事實是無可否認的，那即是：他對文學創作的純粹與天真。相較於當時的反共文學，《祖國與同胞》是李榮春「直書生命」的深刻心音，而非為反共力作；更好說，這是龐大的生命史書寫，是台灣人經歷國共內戰的生命史鑑照。

（未完待續）

回歸母土： 論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5-4-4、5-5）

文．丁世傑／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碩士

四、歸依母體

（四）鄉土與宗教

從上面的敘述可知，母親過世後李榮春用來超越流離失所的空虛與孤獨的方式，是藉由想像投入母親的懷抱，從中尋找心靈的慰藉，這是詮釋李榮春晚年小說的關鍵。以下我們將再從他的懷舊小說中，探討兩種同樣從母親形象派生而出，具有相同功能的歸屬型態。

家族的繁衍扎根於特定的土地，隨著時間的流轉而與土地並時演化，土地因為存有祖先的足跡，而變成人們認同的「鄉土」，鄉土即是血緣與地緣的合成。李家世居開蘭第一街，頭城老街緊鄰烏石港，街港清代曾是商賈雲集、帆影輻輳之地，之後因河道淤塞、河港成疇而落盡鉛華。在李榮春的家族史中，鄉土空間的歷史記憶也是重要的書寫題材，小說由時間的記憶連結至空間的記憶，或由現在的空間觸發回溯過去的空間，再現了街港的風華滄桑，鄉土伴隨家族成長，凝結而為童年記憶的一部分。我們在這裡不是要討論小說如何重現鄉土空間，而是李榮春為何總愛獨步冥思，穿越時空走進一個已然消失的世界？

烏石港舊照，局部翻拍

烏石港的河流孕育鄉土的生命，而鄉土是母親養育子女最為勞苦的地方，因此鄉土的滄海桑田呼應的正是母親的青絲白髮，老頭城的歷史就是母親的歷史，而烏石港的消逝也意味著母親的老死，鄉土與母親實為喚喻關係，兩者結合成為「母土」。李榮春對鄉土歷史的追憶乃從懷母擴散而出，由於籠罩在母親死亡的陰影下，他的鄉土記憶也流露出時光不再的濃厚感傷。其次，烏石港的河流也是記憶之河，沿著長河溯回童年，鄉土孕育了最多童年的記憶，回到過去的空間也就是想捕捉童年的心境，因為孩童在母親羽翼的保護下，最為安全幸福，對於歲月的流逝渾然不覺。因為鄉土是母親形象的象徵，兩者均是生命的根源，人對鄉土與對母親的依戀一樣，都是一種自然原始的本性，所以懷戀鄉土同樣是基於歸屬的需要，等於回到母親的懷抱、回到永恆的童年，藉以尋求精神的慰藉。在一段月夜獨步的心理描寫中，小說如此貼切地描述鄉土、母親與童年的緊密關聯：

在朦朧的月光下，他看到的彷彿是一副賽龍船的景象，這青雲路原是烏石港岸，在炎陽下擠滿著觀眾，^……那時他也擠在觀眾之中，而且站在一隻條凳上面，胸前懸著小兔子、小猴子，一陣陣撲鼻的香氣，一到端午節母親便用著顏色鮮豔的碎布，給他縫成這些小兔子、小猴子，裡面都裝著香。^……這些童年的記憶，現在想起來就像夢，像幻景。這裡在一百多年前原是一個天然良港，後來漸漸淤塞，終於半天豪雨，一陣山洪，滄海桑田，現在這些童年的往蹟，只能在記憶裡去追尋，而展現在眼前的已是一片水田。噢！童年、童年，那時全不懂得會有什麼生老病死，更不曉得有什麼悲歡離合，那時真像活在天國，認為一切都是永恆的。⁴⁵

美哉頭城，鉛筆馬丁繪

小說對於鄉土的情感還表現為對民俗節慶的關注，李榮春所以喜愛書寫民俗，首先在空間上，是因民俗節慶的團聚可打破人際隔閡、凝聚情感，帶來人情的溫暖，藉此與有情世間聯繫：「……過節卻會使每一個人覺得特別熱鬧，特別快樂。因此好像都不會怎麼感到日子過去的悲哀，才過了一個節，便又等不得另一個過節趕快會到來似的。」⁴⁶其次在時間上，民俗是民族相傳的文化風俗，猶如民族的歷史記憶，塑造了自我的文化認同，人若能在文化中找到認同的歸屬，生命便有所依托。《八十大壽》與《鄉愁》出現許多如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節慶，這類題材不僅出現頻繁，而且是一種計算時間的方式。雖然時間無法挽留，但民俗可統整包融自己與他人、現在與過去，讓短暫而孤單的生命安身其中，所以也是飄泊心靈的歸依之所，這與對母親的依戀道理相通，是母親懷抱的擴大。

循著對鄉土的考察觀點，也可用來分析李榮春的宗教信仰。李榮春領洗成為天主教友在1963年，因此，論者認為其宗教信仰與因照護母親而面對死亡的思考有關，但事實並非如此。⁴⁷他在《鄉愁》、《懷母》、〈魏神父〉等作，均清楚交代自己因信教而在理智與情感之間掙扎的心路歷程。初期是因知識分子的理性，無法說服自己輕信天主的存在，雖然心意躊躇，但神父與教友們彼此相愛，且為拯救他的靈魂更是傾心關懷，使他深受感動，這是落魄的他在社會上第一次如此受人重視。雖然宗教的博愛逐漸改變了他的宗教觀，但當要領洗時他仍是猶豫不決，最後接納天主的原因，雖說是不忍辜負他人的苦心，其實是無法抗拒愛的強烈吸力：

我們都是聖教會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們都是天主的義子。^……所以我們都是一體的，彼此相親相愛。因此，凡是教友遭遇到什麼災難，每一個教友都要盡一份力量去幫他排解，作物質的援助或從精神上安慰他，發揮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精神，^……。⁴⁸

投入「天主的懷抱」成為「天主的義子」，李榮春滿懷的是成為「聖教會大家庭一分子」，這種對宗教愛的渴求正與渴望母愛的心相同，也是他書寫家族以至宗教的一貫精神。對李榮春來說，「教會」實際上是親屬關係的延長，因為宗教上所言的親屬並不限於血緣之人，也可作為非血親與神靈的關係，所謂的「擬親」（fictive kinship）即是模擬血親關係而來的親屬關係。⁴⁹所以教會等於血親家族，其中超自然的天主替代了父母的地位，教友則如骨肉兄弟，宗教的擬親之愛彌補了羅漢腳現實匱乏的親屬關係。因此，李榮春的宗教信仰並非為了探究生命的奧義，正因他對教義的體悟不夠深入，所以在領洗十多年後他才會說自己「無所謂宗教信仰」、「實在是一位不合格的教友」、「天堂還是無法引起他發生憧憬」。⁵⁰李榮春當然明白基督宗教強調的肉體短暫、靈魂永恆的永生觀，只是理性上他無法接受這種信仰，將死亡視為生命的過渡，否則，《八十大壽》這類妄想留住今生的作品也就不會產生。宗教無法解決生命存在的問題，李榮春從宗教中尋求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長久渴望的情感。

李榮春對宗教從抗拒到接受的過程，揭示了啟蒙現代性的矛盾現象。啟蒙精神主要表現於追求獨立自主、理性思考，以建立人的主體性，⁵¹一旦知識分子用此標準衡量宗教，因為宗教的矇昧與之牴觸，故多採取批判的姿態，原因在於將自己託付給外在不可知的神靈，意味著主體的喪失。李榮春起初害怕跪在神靈面前「人家會笑話他」，視為「精神仍停留在原始狀態」，便是理性精神在作祟；相反地，這種現象在鄉民身上較少出現，小說中無論是天主教友或是母親的精進佛教，無一不是虔誠地融入「原始狀態」。他最後歸向天主的懷抱，正是以其生命史揭穿啟蒙的矛盾，亦即為了擺脫個體化後所產生的空虛孤獨，因為個人的力量微小，終又走進曾經抗拒的對象。

從宗教尋找情感慰藉，與從母親身上尋找溫暖的道理相同。對此佛洛姆指出，如果一個人不從對父母的依賴中解脫出來，那麼他的宗教信仰只停留於早期階段，對上帝的愛等於對父母的愛，這種宗教表現並非出於虔誠的信仰，而是為了逃避無法忍受的空虛才歸向宗教，不過是為了尋求安全感。⁵²李榮春的宗教信仰始終不夠澈悟，他將母親與上帝混同的心理，就表現於人子懺悔錄《懷母》，這部作品融合了宗教與思親之情，堪稱李榮春的代表作。《懷母》講述的是「老四」在母親過世十年後的某日黃昏，獨自在母親墳前沉思，在開始追憶往事之前的首章，作者先交代了主角信教領洗的過程，在從母親墳墓歸來的末章，以夜晚到聖堂參加主日彌撒告終，至於首章與末章之間則描寫懷母的往事，帶有懺悔之情，這種結構佈局有著宗教告解的意味。因為在天主教彌撒儀式中，每位信徒在參加彌撒前必須先向上帝行告解禮，以淨化自己的靈魂，求得上帝的赦免，而在舉行彌撒前在墳前向母親懺悔，表示內心有罪，意義類似告解儀式。將母親與宗教並置的敘事結構，突出了上帝是母親形象的替代。

最後，我們嘗試為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作個總結。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中，「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最著名的理論，集體潛意識並非個人後天得來，而是與生俱來、超越個體甚至帶有民族性的普遍心理，是一種沉澱於人類心靈底層的本能。而集體潛意識的內容是「原型」（archetype），一旦符合某種原型的現實情境出現，該原型便會復活而產生某種行為，在文學上則是以「原始形象」（primordial image）的方式表現出來。榮格在其著作中舉出多種原型，認為人只有活在自己的原型中，才能擺脫精神的無助，其中人類永恆的對於愛與歸屬的基本需求「母親原型」（mother archetype）是最重要的。⁵³母親原型在李榮春的懷舊小說中，首先顯現為生身母親的原始形象，繼而轉化為宗教、鄉土及風俗民情等各種母親形象的變體，它們均從母親原型派生而出，構成母親形象的集體象徵。由母親原型的角度觀察，李榮春晚年的小說雖然題材看來零亂紛雜，但仔細梳理仍可發現一個清晰的結構。

45 李榮春，《鄉愁》，頁179-180。

46 李榮春，《八十大壽》，頁38-39。

47 例如林慶文指出：「在長年對母親的看護中，逼使自己一再面對生命與死亡的思考，從而轉向宗教範疇追問其生命底蘊。」此論點有待商榷。林慶文，《當代台灣小說的宗教性關懷》（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頁22。另一個偏離李榮春宗教書寫更遠的論點得自余昭玟：「所以人物不論是對天主教或佛教的投注，李榮春都是批評多，肯定少，懷疑宗教為人生帶來的意義，他信仰的終極是自然，那才是天地間一股永恆的安定力量。不過作者也一再探究天主教、佛教教義，表現出一種『宗教性關懷』（the religious concern），^……」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頁342。

48 李榮春，〈魏神父〉，《懷母》，頁158。

49 基辛（Roger M. Keesing）著，于嘉雲、張恭啟譯，《當代文化人類學（下冊）》（台北：巨流，1981），頁359。

50 李榮春，《懷母》，頁19、125。

51 高宣揚，《後現代論》，頁119-126。

52 佛洛姆（Erich Fromm）著、欣瑜譯，《心理學與宗教》（台北：有志，1971），頁28-29。

53 常若松，《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台北：貓頭鷹，2000），頁129-135。

五、結　論

戰後第一代小說家李榮春的生命歷程轉折，完全反映於他的文學世界。本文旨在採取精神分析學，詮釋李榮春的自傳性小說，從早年理想追尋的挫敗開始，追溯晚年文學封閉的原因，揭示個體與母親、家鄉從疏離走向回歸的心路歷程，從中探討小說所表現的母親主題及其連帶的自我救贖性格。對此，筆者主要沿著「歷史的矛盾」與「存在的矛盾」兩條主軸，據以架構本文。

人生是一個自我追尋的旅程，並在過程中尋求心靈的和諧，然而李榮春的追尋之旅自始便充滿了波折，首先是被殖民者的悲哀。日治末期李榮春懷著強烈的祖國意識，前往中國，他將中國視為歸屬的母親，把理想寄託於想像的中國，但因台灣人被殖民的原罪，他遭受中國人的排斥，理想落空而在中國展開八年漫長的流亡之旅，這是李榮春離家追尋自我理想所遭遇的第一個「歷史的矛盾」。理想失落的流亡是認同的無所歸屬，它造成了心理創傷，為了療癒創傷，填補理想失落的空虛，戰後返台李榮春矢志文學，將文學視為理想的替代補償。在1950年代，他相繼完成《祖國與同胞》、《海角歸人》、《洋樓芳夢》三部小說，在當時由中國來台作家壟斷的台灣文壇，這些小說的命運也如同作者自身的中國經驗，在文壇流浪找不到發表的歸宿，是為文學孤兒。由於李榮春的自我追尋是以長年的自我放逐為其代價（不成婚、不謀生、不容於世、自逐家鄉之外的流浪），因此小說的流浪命運也正隱喻了他飄泊流亡的現實生活。50年代台籍作家的被邊緣化，是李榮春遭遇的第二個「歷史的矛盾」，更是前一個矛盾的延長與深化。理想的再度失落深化了心理創傷，扭曲了李榮春的文學性格，不僅對自我難以認同，更激化出強烈徬徨無依的飄泊感，使其文學精神日益遠離淑世書寫的初衷，而往自贖的方向傾斜。

歷史的矛盾所結的果，即是「存在的矛盾」。人在個體化的過程中，一旦遭遇種種難以自主控制的挫折，無法與社會取得和諧的聯繫，尋求生存的依靠，則伴隨個體化而來的便是孑然一身的孤獨感，而在強大的世界面前深感空虛與不安全。為了擺脫這樣的困境，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家的李榮春，能做的僅有選擇就是回到母親身邊，從母子的原始關係中抓住生存的依靠。因此，克服「存在的矛盾」才是60年代李榮春停止流浪、回歸家鄉的深層原因。

因為半生的流亡創傷與羅漢腳的邊緣身分，回鄉後的李榮春對於母親有著超乎常人的依戀，渴望藉由母愛填補心靈的空虛；也正因為依戀，所以害怕失去，母親死亡的打擊才會如此深重，喪失了生命最終的依靠。這種無根飄泊的孤獨感是李榮春晚年最大痛苦的來源，而痛苦支撐著他寫下《八十大壽》、《鄉愁》與《懷母》等幾部懷舊小說。在這些充滿感傷色彩的小說中，李榮春潛入記憶底層，緬懷母親在世的溫馨過去，傾訴人子的思親與懺悔之情，對於時間的流逝表現出濃厚的哀傷。從創作心理來看，書寫記憶是為了安頓現實中自己飄泊無依的靈魂，它也是一種心靈歸屬的方式；而其創作慾望誠如本文所指出的，源於渴望獲得拯救的戀母情結，情結支配著他在母親死後透過書寫建構一個想像的世界，彌補現實依戀的匱乏。從同樣的角度觀察，小說中的鄉土及宗教主題也均從母親原型的胚胎派生而出，是母親懷抱的替代，因為它們填補了親屬關係的缺陷，藉由投身虛擬的母胎亦可獲得精神的慰藉。從母親形象的集體象徵來看，李榮春文學的自贖精神於晚年達到極致。

最後，李榮春一生艱辛的自我追尋給了我們幾點啟示。首先，從中國走向台灣母親的回歸，說明了最終能夠撫慰孤兒心靈的並非想像的遠方，正是自幼生息的母土，只要認同母土是安身立命的歸屬，便能終止流亡。其次，尋根歸屬的需要是人類的本能，李榮春文學雖然封閉，卻也因遠離世間塵囂，退守自閉角落，而使其敏銳碰觸人類的集體心靈。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當進步與變遷使我們迅速脫離過去，心靈的飄泊成為現代人的普遍命運時，李榮春的生命轉折及其表述的文學情思，值得我們駐足省思。

（全文完。本文刊自《台灣風物》五十九卷三期，文稿由筆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