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鏡明
「他要將一種意念、思維、感想、一一把它描繪成為具體的現象。這種無影無蹤瞬息變動的靈魂的狀態，這種生命的無形的根本的活動，要透過文字把它形象化，確實也不是很容易，但他對這種工作的興趣，卻越強烈，叫他停止這種工作，那無異是叫他不要再活下去一樣。這種靈魂的渴求的活躍，無論如何困難、失敗、無希望，他的寫作的衝動是這樣的強烈，絕對不會停下來……」──節錄自《八十大壽》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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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鏡明全家與四伯李榮春合影 左起：榮春、金治（鏡明太太）、鏡明、登五、月娥（鏡明父母） |
我和四伯父榮春 先生生活了四十年，昔日的相處，給我留下了美好溫馨的回憶，但最可惜的是，在世的時候，沒有切身地接觸他的文學心靈。
李榮春先生（1914-1994），我的四伯父，認識他的時候我大概6、7歲。那時父親在頭城老街──和平街租了一間房子，祖母和我們住在一起，祖母床舖的旁邊有一張八腳眠床，是四伯父的床，長大了方知道，是預備給他結婚用的。舖上經常空著，是我玩耍的好地方，他從外地回來，我們就一起睡那兒。記得四伯父總是在「公媽」前的八仙桌上寫字，稿紙前面一瓶裝著深藍色的墨水，在百燭燈光下微閃著反光，給我好奇童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父靜靜地寫，一直到深夜，倦了就到屋後的古井邊沖冷水，他不拘小節，生活簡單，作息規律。當我偷懶成績退步時，母親每次都生氣地叮嚀，要我學習伯父的榜樣。
10歲的時候，大嬸給我們一塊在街尾南門福德廟橋旁的土地，父親就在這裡建了新居。為了節省經費，遠房的表兄弟都胼手胝足合力幫忙，四伯和我也不例外，趁暑假，每屆午後，祖母就給我們1、2塊錢，四伯拖著「哩啊卡」（手拉車），我在後頭踩煞車，一齊到福德溪撿大石頭回來填地基，肚子餓了，就到野外小店買糕餅充飢。我方才慢慢注意到他的腦筋好像天天失神的在想什麼，雖則他很願意在烈日下勞動，可是手腳常常失措，他常對我說一分鐘他都不願浪費，永遠都學不完，時時刻刻都是他寶貴的生命。
民國47年，我11歲、四伯45歲，我們搬到新居，八腳眠床改裝成祖母的新床，不過這以後2、3年，四伯都去台北。為了初中入學考試，我天天惡補，完全不知道他去那兒做些什麼事？這期間我聽說有一本書，稱做《祖國與同胞》，是四伯寫的，曾得過獎。我好奇的爬上爬下尋找，終於在舊書箱裡發現了一堆。往後曾經試圖讀了好幾次，除了「……嘿……嘿……」的對話外，看不懂也提不起興趣。3年後他又回來，原本父親就在祖母床旁預備了竹床給伯父當落腳處，所以往後幾年一直到我外出念書，我和他是日日生活在一起的。
初中是我一生快樂、痛苦交集，印象深刻難忘的3年。健壯的身體讓我沈迷於籃球場，發洩不完的體能和令人好奇的大千世界，使得我渴求和必須靜心坐下讀書的升學主義背道而馳。我常常受著學校和父母親的雙重處罰。四伯父的回來，賜我在受難的時候多了一層倚靠。有一次月考，英文臨時抱佛腳，正在茫然之際，考前4小時他將我從床上叫醒，在屋簷下一字一字的教我，那時我才知道他竟然也會英文。
四伯習慣倒頭就睡黎明即起從不賴床，在曙光微亮下穿著條短褲，抖擻起精神，尋著青雲路穿越木麻防風林到海水浴場，再沿著浪滔衝擊的沙灘慢跑到竹安河口。他一手握著破毛巾，赤身露體，在龜山島朝霞乍露金光萬道之際，來回不倦地慢跑直到汗流浹背，然後面對浩瀚的太平洋，生氣虎虎地踢起拳腳，熱了，就衝到浪潮裡浮沈。等到我起床的時候，他已是沖完了冷井水，靜靜的坐在窗邊寫稿子。我永遠記得這樣的光景：早晨的和平街，約9、10點的時候，一束陽光從天窗射下，空氣中的浮塵隨著光束挪移著，屋內傳來了祖母泡茶時瓷器的清脆碰撞聲，四伯父靜悄悄的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他總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椅子旁有漿糊和剪刀，他不厭其煩的將改妥的稿子裁剪整齊，小心滿足的貼上，永遠是那麼興致，那麼充滿希望的樣子。平常時候，祖母臥久了需要翻身，她按電鈴，可是四伯正寫得入神，總是讓鈴聲一響再響，祖母生氣的罵他是前世積欠文字債，今生來償還的，才會落得這般潦倒落魄。四伯的翻身搥背，總是這般粗手粗腳的，常挨祖母的罵，和他寫作時那種細緻耐心的模樣，真是判若兩人呢！
民國49年底，四伯父回來，一直到53年初我北上台北念高中，其間3年多，我和他朝夕相處。我們非常熱愛這兒的生活，尤其對故鄉抱著一股說不出的濃厚感情。啊！美麗的家鄉──頭城！蘭陽開發史上第一個漢人墾拓的小鎮，是我們一生希望、夢幻、感情孕育的所在。這樸實的小城，背倚巍峨青翠的山峰，面對浩瀚無際的太平洋，有邊疆市集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汗漬和風華，素有「小蘇州」、「桃花源」的雅稱，西元1796年先民在吳沙公的號召率領下，越過三貂嶺在此建立了立足地──頭圍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台灣割讓止，約莫一百年是它最繁華的歲月，1810年宜蘭正式納入大清版圖，烏石港登上歷史舞台，成了蘭陽平原出入口貨物的樞紐，而面臨港濱的和平街（舊稱中南街及中北街）自然成了「蘭陽第一街」，從此這街道就像一條夢幻似的河流，喧鬧著野台戲急促的鑼鼓聲，纏和幻舞在炮竹煙霧中的龍陣，從祖先的意識裡流向祖母、叔伯、父母親，和我們，在深層的腦海中形成了一片永遠抹不掉的記憶。這時候四伯已近天命之年，他一生為了理想大部份時光都在東飄西蕩，尤其流浪大陸9年期間，音訊斷然生死未卜，帶給家族極大的惶恐和著急。趁著這一段時間陪著祖母渡過風燭殘年，一方面可靜下心來繼續創作，他方面也可重享天倫之樂略盡人子孝思了。
和平街雖則洗盡鉛華，卻依舊保存應有的持重和寧靜。那些日子，每遇上傳統日我們總是欣喜期待，非但不認為是落伍封建，反而徘徊流連，忍不住地想親身去觸及每一分快樂的時刻。最令人懷念的是春節，四伯父對它非常的敏感，打從臘月伊始，他就像小孩子似的瞪著雙眼引頸期待，他的內心隨著春天的來臨悸動，除夕清晨小鎮市集內熙來攘往趕辦年貨，顯現出人間繁榮的景象，到了黃昏，野外田家、竹籬瓦厝響起此起彼落的鞭炮聲，點綴微寒陰霾的歲末景緻，我們總是大小都出動，繞一趟山邊海濱，向舊歲做最後的拜別。四伯常認為「過年」是人間成了天堂，可是辭去舊歲又是多麼捨不得。及至大年初六，眼看年節將過，下意識地又在街頭巷尾，尋著廟會、子弟戲一次又一次的貪戀著。
他生活簡單規律，慾望又少，性格憨厚。父親常常比喻說四伯的內心如童心般的赤誠。他對寫作的態度，是如鋼鐵般的堅持，絕不會因任何因素而動搖。為了創作他不敢結婚，不事生產，也不重視體面，頭髮經常不理，衣服但求溫暖蔽體不嫌美醜，惹來背後閒言冷語。祖母時常規勸他，希望四伯出去工作，好儲蓄些成家立業的本錢，可是他就是始終不肯，祖母為此常擔心流淚。多少次的夜晚，當我睡在身旁時，她老人家總告誡我要好好讀書，長大以後讓四伯有個依靠。為了賺一點香煙和稿紙的錢，他挪出一部份時間到三伯父的腳踏車店工作，可是經常心不在焉，把車搞砸了，挨三伯的罵！
和平街的新居雖然說是瓦厝，父母親經年打掃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四伯一大早就坐在臨街窗戶的藤椅上讀書寫作，他十分喜愛舊俄國時代和法國巴爾扎克式的寫實小說，椅子上常擺的有《包法利 夫人》、《高老頭》、《羅亭》、《貴族之家》、《安娜卡列利娜》、《罪與罰》、《卡拉馬左夫兄弟》等書，老舊的封面蛀著霉味，不過他耐心一遍又一遍讀著，好似要將書本讀破的樣子。我常翻閱它，雖不了解書中的意思，但是發現冊頁內夾著樹葉或卡片，給我一種古樸悠遠的感覺。他一再強調寧可精讀不必濫涉。
偶爾好友游藤來訪，游 先生善書法愛談佛理，常喝酒，興起時，他拍著桌面，瞪目問我們生從何來？他認為四伯父的文學是一種「非究竟」的學問，時常鼓勵四伯父應該放下一切，遁入佛門追求永恆的生命。記得一個中秋節的深夜，爸爸、媽媽、四伯、游藤夫婦、隔壁伯母等共7、8人聚會在青雲路小橋上，時明月皎潔，涼風徐徐，大家準備了素菜、花生、月餅，席地而坐，彼此擊碗高歌，暢懷人生。紅露酒溫了熱血，剎那間，游藤變成「廣長舌」，悲喜交集地大談佛理，恍恍然有一種吞宇宙的氣概，而四伯則醉得沈甸甸地抖著筷子，直夾著嵌在空瓷盤上的兩隻蝦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隨著年齡的增長，那一夜變成越來越美麗的回憶。
鎮上南門街尾的天主堂是間雄偉的建築，拱頂尖上的十字架，夜晚時亮起燦爛的螢光，遠在5公里 外的火車上都看得到。民國52年三伯母去逝，葬禮時，四伯父遇到了魏神父，他們彼此已互相注意多年，席間談到如何保持身體健康的話題，四伯誇示說只要好好每天規律的運動，如擦拭零件般地把器官保養磨練，他可以活到一百歲。不過這位曾在中國北方傳教，遠從荷蘭來的神父，聽了以後，告訴四伯說肉體的生命是短暫的，終將歸於塵土，不若靈魂永生的重要，他建議四伯有空的話，不妨常到教堂走走。過了一段時間，我看到四伯經常入神的閱讀聖經，這事引起我的好奇，我想，祖母雖然中風臥床20多年，可是佛珠不離手。而且母親每天大清早就虔心拜佛，祈求我學業進步並閤家平安。更何況，游藤 居士知道的話，對這位幼年好友將會多麼的失望，甚至視為叛徒。可是他不但花更多的時間研究經內的意義，還不時上教堂聽道。又告訴我，新約福音書裡基督的博愛精神，是如何的崇高偉大，還介紹使徒保羅寫的哥林多前書，稱讚表現了人類追求宗教的熱情和真誠。
那年年底，我上台北念高中，四伯父也到深澳火力電發廠做工。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其中的緣故。原來，教會和熱心的教友們，期盼他到南部神學院受訓，畢業後當神父傳道。入學手續皆已辦妥，催促了好幾回，只待他前去報到。可是他怕得臨陣脫逃了。其實教會的教友怎可能了解四伯父？他為人木訥，不善言詞，尤其上台演講，更是羞紅滿面，一句都說不出來的，況且他也說過即使餓扁肚皮，也不可以為了謀取三餐去騙神的。不過他倒是一位難得的好工人，他渴望純肉體的勞動來鮮活腦力，提升創作的水平。他日以繼夜努力工作，成了包商最歡迎的工人。
民國53年，一個夜晚，約11點左右，我正在大廳讀書，兩位高壯的調查局人員突然來訪，他們說奉命要帶走四伯，可是他人在外地，警調人員翻撿舊書箱，拿走一本《祖國與同胞》，當夜隨即趕往深澳。那時我們都知道，半夜被逮捕，意味著可能的永別。大家擔心萬分，但都不敢對祖母透露半點消息。幸好兩天後就被釋放。事後，我問他好幾次，他說是被帶到警備總部，至於詳細情形他則支吾其詞。
深澳工作了兩年，儲蓄了些生活費，他就忙著趕回來，那時祖母已是風燭殘年。四伯急切地盼望能依戀在母親身體重享天倫的樂趣。在這茫茫的世界裡，他深刻體會到母愛是唯一的依靠。雖然年齡已50出頭，仍然孑然一身，為此內心多麼需要母親的撫慰，希望永遠像小孩子般留戀著母親。他想若是能夠再度安居在家鄉，一方面照顧母親，一方面繼續寫作，只要不因三餐奔波浪費光陰，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又怕被誤以為是依母親的接濟維生，死賴著不走。這念頭壓逼得他不得不出去做些零星工作，他上山種苗圃、除野草、割稻、挑殼子，偶而也下海捕捉虱目魚苗。忙得他團團轉的俗事，沒一樣出自他的自願。難怪覺得沒有一個人了解他，漫漫的一生是多麼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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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鏡明（左）與四伯李榮春先生合影 |
由於妹妹和我都已長大，家裡已無多餘空間，四伯父不得不搬到募善堂去住。佛寺的主持是親戚，環境很雅靜，他可全心全意的寫作，這應是他一生最安定的日子。白天寫悶了，還可以爬山上近郊的仙公廟活動筋骨。有一次他忽然發了奇想，要將身邊僅存的儲蓄拿去和廟公一起種「何首烏」，他認為這樣的投資將給他帶來源源不絕的孳息，並徹底解決和避免可能發生的淒涼晚景。雖經我一再地勸阻，還是執意不聽，最後他充滿憧憬，費了數月的心力，墾了一大片山林，始發現情況不對勁，方才作罷。這和他住在佛寺，工作於仙公道廟，彌撒在天主堂一樣，成了我們茶餘飯後的笑話。
他的前半生，無論是幼年，或是流浪大陸那9年，及還台後一直到在《公論報》任職期間的經歷，對家人來說，始終是個謎。我問了幾回，他好似不願提起往事的樣子。最遺憾的是，在伯父生前沒有好好的閱讀過他的作品。長久以來我受到四伯外表的矇蔽，比如他不知寒暑，邋遢的穿著衣服。又如他毫無文飾、童心樣的熱誠。還有雖然努力創作了一生，卻一步也無法改善個人的生活窘境。再再讓我對他寫作能力產生懷疑。他曾多次提及留下一筆無窮的資產給我，還強調，即使花費半輩子都未必能夠整理得完。我暗笑他的迂腐無知，認為他寫昏了頭胡言亂語。許多次，我建議他寫些短篇，賺一點稿費，他總是不熱衷。我也希望他寫一部小說，內容涵蓋了台灣近代的社會巨大變遷，他聽後也只是笑笑。他說他一身是劇，行住坐臥皆不乏寫作材料。我告訴他某某名作家，文字寫得多華麗精鍊，他則對我說：寫作貴在真誠，文字其次。我始終未曾靜下心來，仔細的品嚐他的創作，錯失了和他心靈接觸的機會。
他的去世，讓我無比的傷心和懷念。但是幸運的，真正的一位品格高貴，堅苦卓絕，不懼世人眼光，勇敢抉擇自己，挑戰命運和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我的四伯，李榮春 先生，在他過世後，我開始認識他。
（本文收錄於李榮春全集《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原載於《宜蘭文獻》雜誌第卅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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