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易霖/筆名「一靈」、《歪仔歪》詩社詩人、慈心華德福教師
本文為筆者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96年第 2學期「台灣現代小說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指導教授尉天驄先生。
李榮春生活的幾個畫面
在自傳性頗強的〈李家老四〉文中(李榮春正是排行老四),敘事者(speaker)是這樣看待寫作的:
「生命的無形的根本的活動,[…]叫他停止這種工作,那無異是叫他不要再活下去一樣。」
李鏡明醫師說起他四伯的日子單純,除了滿足最基本開銷所需的勞動,他將泰半時間用以寫作,數十年如一日,彷彿只有寫作時,他才自在。到底寫作之於他是件什麼神聖大事?我實在是很好奇。他1946年孤身返臺,拎著兩只皮箱,裡面不是金銀財寶卻是寫作資料及書籍,這已預示日後寫作痴人的後半生;他的作品或許因為時代處境發表不順,可是他在《祖國與同胞》受挫後,可說沒有名利之心,沒有發表欲,他幾乎沒有欲求,沒有脾氣的──寫!既不因人冷言冷語而停筆,也不跟威權體制有形或無形的抗爭。他一生堅持的,就是這些紙上心跡。這是靜默只聞寫字聲的日子,日子薄如紙,身後稿件十五公斤,沒能在時代擊出響音。書寫,是不是已成為某種自我強迫?是不得不然的生存狀態?想想那這畫面:大陸來歸,拎著裝滿紙料的皮箱,孤零身影;社會有可怕的沉默、鄉里有無情冷語,卻仍篤力書寫的漢子。這畫面……能不教人唏噓?
李榮春曾遭警總約談,以他在中國的經歷,與學識,算是見過世面的。他沒有反抗,也無所謂屈從,可說是順應而沒有作為,他不與人爭,不與世界爭,在他平淡的日子裡,做他沉默的事業,文學就是他的天地!
鏡明醫師曾於筆端含帶孺慕之情的,寫下李榮春的典型一日:
「四伯習慣倒頭就睡黎明即起從不賴床,在曙光微光下穿著條短褲,抖擻起精神,循著青雲路穿越木麻防風林到海水浴場,再沿著浪濤衝擊慢跑到竹安河口。他一手握著破毛巾,赤身露體,龜山島朝霞乍露金光萬道之際,來回不倦地慢跑直到汗流浹背,然後面對浩瀚的太平洋,生氣虎虎地踢起拳腳,熱了,就衝到浪潮裡浮沈。等到我起床的時候,他已沖完了冷井水,靜靜的坐在窗邊寫稿子。我永遠記得這樣的光景:早晨的和平街,約莫9、10點的時候,一束陽光從天窗射下,空氣中的浮塵隨著光束挪移著,屋內傳來了祖母泡茶時瓷器的清脆碰撞聲,四伯父靜悄悄地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他總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椅子旁有漿糊和剪刀,他不厭其煩地將改妥的稿子裁剪整齊,小心滿足的貼上,永遠是那麼興致,那麼充滿希望的樣子。平常時候,祖母臥久了需要翻身,她按電鈴,可是四伯正寫得入神,總是讓鈴聲一響再響,祖母生氣了罵了他是前世積欠文字債,今生來償還,才會落的這般潦倒落魄。四伯的翻身搥背,總是這般粗手粗腳的,常挨祖母的罵,和他寫作時那種細緻耐心的模樣,真是判若兩人呢!」
奔跑至海邊對著金光揮拳「頭城狂人」,是在書寫中得到生命滿足的失心之人嗎?再抄錄同文中的這段:
這位
「…四伯父靜悄悄的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他總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椅子旁有漿糊和剪刀,他不厭其煩的將改妥的稿子裁剪整齊,小心滿足的貼上,永遠是那麼興致,那麼充滿希望的樣子。」
人生勞苦與人情冷暖,在這些凝止時刻,碰到了生命核心。李鏡明筆下的這人翦影,
極為真切,也許李醫師也在這時,發現了充滿希望的四伯寫作時所在之處,正是心靈原鄉。世俗在這美好的時空之外窺伺。離開寫作桌,李榮春的外相就是個潦倒落魄的人,到底哪個是原型?雖然他默默書寫,累積了龐大成果。周遭的人對他的作為卻沒有絲毫善意,這人被現實世界目為失敗者。蝸居的頭城小鎮,是偏鄙的島嶼邊緣,愛文成痴的李榮春沒有讀者、更沒有掌聲。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持他?大家多以「頭殼壞去」來看待他,解釋他,只知道他是孤獨的羅漢腳。但他的文學追求,文學志業,卻是無法對人說,無法與人分享。我想到歐陽脩的這段文字:
「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
此又非特好惡之所,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會不會是對自己作品的信念,使得他能在孤絕環境中創作不輟?相信未來總有知音?要知道,他的書寫是沒有讀者,沒有掌聲!書寫成了他的存在活動,日復一復,年復一年。他是戰後第一批用中文寫作的本土作家,卻很孤寂,依李醫師報導,他算是沉默寡言的人,平日在旁默默聽著大家閒聊,散會後回到自己房間把點點滴滴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他在日常世界中看出另一層世界,在書寫世界中得到心靈的世界,我想,李醫師正是受他四伯影響,才會說:「我們應學習如何看小說,我們應學習活在世界中的世界,看見世界中的世界。文學就是那層世界,學習去看見。」
《祖國與同胞》後,他陸續寫下《海角歸人》、《洋樓芳夢》、《懷母》等長篇,和收於《和平街》裡的幾篇短篇。這些作品保留了生活景象,同時也保留了他對生活的另種想像,彷彿他透過書寫重新把曾經經歷的日子再活過一次,思想過一次。念及此,我不禁誦起李鏡明筆下,「四伯父靜悄悄的書寫,興到處,獨個兒微笑著」的字句,想像在沒有眼光注視的案頭,他審視這生活經歷與想像力交織的新創造,啊,他孤燈下的身影特別動人,並搖曳在我淡淡淚光中。
文學定位──大河/日常/自傳
自己對「大河小說」接觸乃因中文系的閔宗述老師,他在大一國文課上特意推薦《約翰.克利斯朵夫》,並要大家一定要讀傅雷譯本。那是我對「大河小說」的初識,後來,我在政大圖書館借來此書,選段抄寫,讓那故事進入內心。「大河小說」說來也是源自羅曼羅蘭所提出「Roman─Fleuve」的法語,意指為滔滔不絕的長篇小說,後對應於英文中「Saga
Novel」,內容主要為敘述一家或一族的歷史事蹟,實則亦是家族心靈成長史。陳凱筑轉引葉石濤、鍾肇政提出的意見,並參酌楊照對Saga
Novel見解,將李榮春《祖國與同胞》到《八十大壽》的作品群定位為臺灣大河小說,因李榮春「……其處理文本故事的手段是以連綿不斷的真實經歷為主,透過作者自身的人生經歷,書寫的模式亦可滔滔不絕地進行下去……」
陳凱筑(2007)為文〈試就李榮春《祖國與同胞》探其與臺灣大河小說之淵源〉,他先酌論《亞細亞的孤兒》以為參照,為以為《祖國與同胞》應作為吳濁流之後的傳繼。同時他援引葉石濤、高天生與何欣對《濁流三部曲》之批判,從而引伸出《祖國與同胞》所表現的文學優越性,並將於「結語」中為作者帶有巨幅創作的精神意涵,卻遲滯今日始終無法為人所知之窘境,細究出幾個錯失要機的緣由,作為他發展於當時竟不能直接影響之後臺灣長篇書寫的歸納。
李榮春作品具有強大的日常性格,但不是記錄,而是透出許多沉思。若說王鼎鈞是當代以小說筆法寫入散文的一個端點,那麼說李榮春的小說有著散文性格而在另端,會是很好的參照。這裡,我要提一件意外,就是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竟讀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任職於中國廣播公司的王鼎鈞(方以直)寫給陳有仁先生的信,內容對李榮春作品有頗中肯的評價,讓陳有仁代抄後轉給李榮春,因我嗜讀王鼎鈞作品,是以覺得有趣:
……李先生下工夫甚深,藝術品都是下如此工夫始能創造出來的。早年我就發現李先生的造詣著實不凡。惟文詞才情似稍弱。李先生所屬稿子動輒數十萬言長篇創造。愧我對這方面學淺,尤其李先生的思想與創造,實非我敢輕與定評的。不過我可斷言李先生的作品定非當前風行的作品可與之比較的……(一九六四年六月耳廿七日,陳有仁致李榮春信函,收錄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頁77)
他在以母親壽辰為底本的小說《八十大壽》中寫道:「每一個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的一天,每一天幾乎都是一樣,什麼痕跡都沒有地,一眨眼似的過去了,不會再回來,也無法再追尋。」他筆下人物,似乎在現實生活中皆有所本,特別是常在頭城李家出入的人物,親朋好友。我讀〈中秋夜〉一篇,看到文中出現的李鏡明先生,就有些與現實生活交疊的趣味,他又以其藝術手段予以變造,在手法上來說,竟與王鼎鈞自傳式小說化散文異曲同工。若說是日常現實與文學現實互構,實在也有其道理。
既是日常寫實走向,我們很能認同李鏡明醫生所言,李榮春的文學就是宜蘭史具體而微的書寫,我也進一步的讀到,他的作品有著日本殖民地下臺灣知識份子的大陸觀點。這是迥異於其他戰後臺籍小說家之處。戰後臺籍作家的小說表現,有著「民族性」和「寫實性」,甚至有著接近人類學的「紀錄性格」,對其「生活世界」有著到位的描述。這已幾乎是論者共識,不惟今日,即便是當日文友書信往來亦可得知,例如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陳有仁致鍾肇政書信,其中提到:「……榮春暫留住在我宿舍裡,昨晚他見了我一位以前共在大陸患難的朋友(《祖國與同胞》中的王世禮),這人是……」不勝枚舉。在李鏡明記述中,不難發現李榮春的文學偏好正也是他的寫作風格:
「……四伯一大早就坐在臨街窗戶的藤椅上讀書寫作,他十分喜愛舊俄時代和法國巴爾札克式的寫實小說,椅子上常擺的有《包法利夫人》、《高老頭》、《羅亭》、《貴族之家》、《安娜卡列利娜》、《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等書,老舊的封面蛀著霉味,不過他耐心一遍又一遍讀著,好似要將書本讀破的樣子。我常翻閱它,雖不了解書中的意思,但是發現冊頁內夾著樹葉或卡片,給我一種古樸悠遠的感覺。他一再強調寧可精讀不必濫涉。……」
這些寫實主義的作品成為養分,這種寫實性格也彰顯在作品之中。《祖國與同胞》中的主人翁──魯誠──具體描繪中日戰爭,也紀錄一般民眾如何在人命微淺的時刻求生;又如原名為《飄》而後改名的《洋樓芳夢》,其主人翁「羅慶」與其在大陸一同抗日的友人「康顯坤」,為求《祖國與同胞》出版而奔走,包括一康顯坤之妻在內,在故事中都有著天真的文學夢,卻因「文獎會」的私心而夢碎。這篇李榮春生前未曾示人的書稿全集有三十萬字,所書者可謂李榮春後半生的故事之映照。一如彭瑞金在《洋樓芳夢》所言:
「……我發現李榮春雖習慣以全知觀點,把自己抽離到旁觀者的位置來寫『故事』,但事實上是把寫作者的人格無限放大,展現了『我』的絕對自尊和自信,即使像隱藏在小說背後的『我』是一介『庶民』,但『我』生命中的一切,只要真誠地坦露出來,就是文學。」(序、頁,6)
也因此,透過這個「我」之日常寫實傾向的書寫,李榮春筆下世界保留了大量的日常觀察,正可窺見宜蘭社會,作者將左右臺灣的歷史事件附身於他個人經歷之中,透過文中各個角色的言談,把臺灣從清領、日據到國民黨撒退來臺間的許多事一一展露出來,帶出正史外的庶民觀感。相關論述多見於現前關於李榮春的評述,同時亦已有前述沈秋蘭(2009)之論文。在此舉些例子,如藉一條「和平街」牽引出頭城興衰,寫成的〈和平街〉他筆下的游家、康家都有現實可考,而〈烏石帆影〉〈魏神父〉;此外,〈救濟麵粉〉、〈頭城天主教堂〉、〈上天貼了告示〉、〈耶穌誕生〉等篇,他描述基督宗教傳入故鄉的地方影響;又有其最短的小說《懷母》,六萬字的篇幅中,李榮春展開了漂泊無依的人子獨白,場景由母親身旁、教堂、墓地漸次開展。在母親仙逝後,墓地成為聖地,教堂響起聖歌,有如宇宙之聲,通篇是親情,卻泛溢著宗教體驗;而諸如頭城搶孤等蘭陽風俗,皆入筆下,凡此亦收於以和平街為名的集子。
鳥瞰頭城.鉛筆馬丁繪 |
《和平街》中的〈頭城仙公廟廟公呂炎嶽〉便是有意思的短篇。而筆下各景、各人亦在不同的作品中現身,例如前面所提的〈魏神父〉的同名人物亦在《懷母》出現。〈頭城仙公廟廟公呂炎嶽〉文中的場景是宜蘭拔雅林山頂的仙公廟,這廟遠眺龜山島,即使海面薄霧,島上碼頭堤岸仍清晰可見,當年在李榮春筆下,此地荒蕪。然而在《歪仔歪第五期》裡張繼琳的記述中,已是綠意充滿,巧心經營,寫作狂人李榮春,頭城家鄉人所稱的瘋子廟公呂炎嶽在此有著趣味對話。現實生活中,兩人的確曾經在此故事場景中的仙公廟計畫種植竹子和何首烏。文中孩子氣般的話語,在現實生活中,恐視為瘋言瘋語。他們抱著天真的希望,天真的快樂,彼此互相鼓舞。流動在兩個「怪人」之間的,是種真誠、可愛的情誼。我甚至懷疑,以李榮春寫作的慣性,這些對話都確有其事。而像《八十大壽》或《懷母》等的背景設定,宜蘭頭城的李家,頭城的拓墾史、家庭故事等,多與現實互涉,根深紮於現實,顯然與魔幻寫實、後現代小說、羅曼史小說等極不相類,確實可歸為寫實主義陣營。
由大河、日常、寫實、自傳、人類學紀錄等一路而來,這些標籤多少也都曾貼放在李榮春作品上,而其姪兒李鏡明甚至曾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存美學」來闡述他四伯的文學人生。在此,我想以另種角度來切入李榮春的文學生命。
在書寫中轉化自己
李榮春的作品,除了大河文學的寫作特質,或如周介玲(2012)所撰〈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將其作品以藝術家成長的角度切入,除了社會面向的關照,亦著重其生命史的自傳面向,類似的言論尚可見於吳淑娟(2007)〈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李榮春的書寫作為「存在樣態」,似乎更超越或更根本的看法,這關乎人性尊嚴與宗教經驗。我們要問的是,到底李榮春寫作的動力是為何所驅使的?那是種寫作的良心抑或是「Confessionum」(告解/懺悔/宣教)般地書寫?曾在尉天驄老師的課堂中,以法蘭西學院院士Pierre
Hadot的「靈性修鍊」(spiritual
exercise)切入對汪曾棋的認識,在閱讀Hadot的同時,也更多地讀到西方中世紀的相關著作和延伸閱讀。個人以為這可以作為另個觀看李榮春寫作生命的觀點。
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懺悔錄》誠為不朽經典,原文「Confessions」在古典拉丁文本義為「承認、認罪」解,然而在教會文學中,意義轉為承認神的偉大,有歌頌的意義,這就是「宣教」此一義的由來。是以這種書寫不但有自傳成份,更有宗教告解/修鍊的意涵。一般多注重「悔罪」的意涵,所以華語圈過去都稱此書為《懺悔錄》,而實則《懺悔錄》也已成為「自傳」的別名,盧騷、托爾斯泰亦曾以「懺悔錄」的書寫連行生命表白、反思,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冥想的見證。以這個觀點來說,李榮春幾乎是透過小說中的角色進行其自傳書寫,他的作品最要處,是他對文學和生命的「告白」。
多年前交給老師的汪曾棋報告中所提的Pierre
Hadot (1922-2010)所著《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哲學作為人生之道)的想法仍很管用。Arnold
I.Davidson在該書導論提到Hadot的「靈性修鍊」(Spiritual
Exercises)的觀點。他說,哲學化是如何學習對話(to
philosophizeis to learn how to
dialogue)。對話不只是與他人的言說,更是自我內在的觀點對辯,自我省察。Davidson介紹Hadot的看法:
蘇格拉底對話是一種精神修鍊的實踐,且它激惹某人注意自身,關注自身,認識自身(it
incites one to give attention
to oneself, to take care of oneself, know
oneself.)蘇格拉底的金句「認識你自己」,需要自我與自身(the
self to
itself)由精神修鍊構成的關係。每一精神修鍊是對話的,以致有如自我對其自身,又自我對其它人「真實呈現的修鍊」。(Hadot,1995,頁20)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對話呈現出它們並非專對特定問題的解決,而是要顯現問答雙方如何得獲解答的歷程,因此我們了解對話者這面向的根本意義,以一切的開始,中止,猶豫,迂迴,避免對話成為神學教條,且要使它成為確切,實踐的修鍊。確切地說,此因:
它並非對教義的說明,而是有著對話者的引導(with
guiding on
interlocutorto)達致某種心理態度:它是戰鬥,友善但真實,我們必須注意自身在某個精神修鍊中,改變觀點,態度和個人深信的定見,因而與自我對話,與自我搏鬥。(前揭書,頁20)
我們何嘗不能也這樣看小說?把小說看成自我對話的修鍊工夫。特別是李榮春這種根植於生命經驗的自傳小說、寫實小說,以及他寫作生命是如此怪異,如此專注,且幾近救贖?書寫本身即具有社會心理學所謂「外化」(externalization)效果,這使得心中所知所感被自我檢視;二來是,書寫本身使得「記憶被看見」,這是相當有力的工具,而透過文字書寫,他亦有著生命改寫。進言之,小說之中各個角色之間的對話,何嘗不能視為「為自己生命求解答的過程」?「寫作」在此使人以新的方式「成活」,並改寫生命經歷,這是轉化人類的嘗試。Hadot有個想法很適合再提,此即:
我們並不是透過書寫來形塑一個精神自我,而是將自我從個別性(individuality)中解放出來,以便讓自己上達「普遍性」(universality)。和其他精神操練一樣的是,書寫改變了自我的層次(changes
the level of the
self),使得自我普遍化。在孤獨中進行操練,其神奇之處,是在於它讓操練者在時空的限制下,可以上達理性的普遍性。[…]在書寫時,他感到自己是被觀看著的,他不再孤獨,而是無言人類群體的一部份。(前揭書,頁211)
也許因為李榮春不為人所了解,其在故鄉做異鄉人的處境,書寫使人進入某種普遍性的狀態,正也是他合適的歸處。原刊於《宜蘭文獻》第卅一期,後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的李麗玲(1998)〈真實與虛構──從人物論李榮春的文學世界〉,該文將李榮春筆下的主角分類為三個面向,一是「殖民地裡苦悶的台灣青年」,二是「堅持藝術創作的典型人物」,三是宗教經驗與回歸母親的浪子。而無論如何,你在他故事中的每個人物,似乎都看得到李榮春的分身。裡面字句俱是其所思所感的,生命的部分,更也可看成是內在對話。
例如李榮春在〈魏神父〉描寫的「老四」(正是李榮春的家庭排行)的宗教體驗,這有著孤寂心靈的主角,一生流浪,每每在信仰邊緣徘徊,透過「魏神父」,終於找到這疏離人世情感的精神依託。以此篇來說明書寫的內在對話,意義更是深長。文中的老四考慮進入教會做事,而同時他念及自己叨得母親年老的病恙之光,得弟兄供應的生活費,這其中展現深刻的內在對話:
……如果從事這種神聖的工作,最低限度,一個人生活總有個保障。不過起碼條件,自己總得先有個堅實篤定的信仰,難道是裝得來的嗎?難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處可供我生存的地方,居然淪落到要騙天主混這口飯吃的地步,而且還要道貌儼然的拯救別人的靈魂,想到這裡,他不由渾身又起雞皮疙瘩;這就是也無法解決的苦惱。(〈魏神父〉收於《懷母》,頁179)
閱讀李榮春小說,便令我最感到這老作家的存在意義──當然也感受到其時代性。《洋樓芳夢》一書,實為李榮春身後才為人發現的遺稿。書中的主角:羅慶,一生最大的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就是「創作」。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極度渴望著作品能被人了解;但關心他創作的朋友們,卻只在意版稅、得獎、成名,及可能帶來的名利雙收,而對這群市儈之徒,羅慶除了冷漠外,還有滿懷的痛苦及無奈的忿懣。羅慶無力地護衛著理想的同時,只有沉浸於冥思、閱讀,他才能完全得到身心的安頓。這「羅慶」誠然是極致理想的化身,而那些「朋友們」何嘗不是心中另種聲音?是李榮春內在對辯的內心角色?而在書寫中更加認同了羅慶的選擇,從而決定自己的人生?
再看看《海角歸人》裡的主角──牧野,他是孤獨的,沒有文學同夥,使得他歸鄉卻好似在異鄉;於是他離群索居,由社會成規出走,走進心靈內在,即便坊鄰里當他是「頭殼壞去的孤獨羅漢腳」,家人視他為不事生產的「寄生者」。這些書寫多麼像是李榮春的自我救贖。眾人眼光讓他居於「失敗者」、「墮落者」的身分。他不抗議也不爭辯,時不我予卻也不改初衷,他放棄吶喊,留下沉默。顯得退讓與沉默的他,被看成逃避現實與悔罪。正如李鏡明對《海角歸人》的感觸,他認為書中不但有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感,主題始終環繞在:「命運,就像飄蕩的煙,到處流竄無法把握」這個象徵上。(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給錢鴻鈞先生的信〉,收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我不由想到一首馬勒《呂克特之歌曲集》之一〈我被世界遺棄〉(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那感覺真是太像了。在大陸時,是祖國懷抱,即使未見接納,還有理想;但回鄉後,那冷待,那對他不切實際夢想的嘲笑,一切都無可逃避,沒有遁所,這樣,當個無用的人吧,只能期待在未來,有人心神相通……
幸好,還有李鏡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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