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易霖／筆名「一靈」、《歪仔歪》詩社詩人、慈心華德福教師
本文為筆者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96年第
2學期「台灣現代小說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指導教授尉天驄先生。
前言
修這門課的這年，宜蘭連續幾個豪大颱風，工作遭遇極大挑戰，其間曾打算放棄學業，但先以休學為考量，是以這門課的報告一直未能繳交。在此先向老師致歉。
當時，我在五結海邊向九十歲阿嬤──如今已九十三歲──租賃一房，因離海不遠，逢颱風便停電。在放棄學業的念頭漸強之際，因緣際會和父執輩的小鎮醫生李鏡明結成朋友，也因此「遇見」臺灣文學史上的小說奇人──僻居宜蘭頭城的小說家李榮春──當地耆老視為狂人，其身後所遺──數百萬字小說。
李榮春是李醫師的四伯父，前者是後者口中將一生賣給字的人，他在沒有掌聲的歲月裡，寫下篇幅數百萬字的文學作品，甚至放棄常人的生活軌道。不結婚、不生子、不逐名、不求財，不求安養到死。捨一生性命給了文學，全心，真誠的面對這孤獨事業。
選擇復學，完成學業，李醫師鼓勵也是原因，而李榮春執拗的精神，使我有遇見榜樣的感受。是以就這段與李醫師的遇合，藉李榮春的作品和人生為旨寫作報告，作為遲遲未交的學期作業。
遺腹子
提筆寫報告，有了開頭，那是老蕭的故事。高中同學老蕭，曾拿林栢榕獎學金。因為他在母親腹中便失去父親，和老市長林栢榕一樣，都是遺腹子。
蕭同學父母的結合，長輩毫不祝福，主要原因據說是父親為外省人，不見容母親家庭。而後他父親早逝，有如咒咀，母親正懷上他，母親精神大受打擊，病了。這孝子，勤苦自厲，由彰化農村到台中求學，後來就讀政大，考取律師執照。如今專為弱勢發聲，他母親也得到照養，享老來福氣。幾年前，另一在臺中地檢署服務的同學成家，老蕭知我自台北南下，特別來見，聽我敘及父喪後的體會，很有感覺，意味深長地說：「記得中學時，你對你父親很有意見呀。」自忖，高中時老蕭聽我批評父親，心中滋味恐怕複雜，畢竟，他父親甚至無從見他出生。
高中時同學們討論「臺灣文學」的問題。我是中一中校刊社的成員，照理說是較知道文學的，但我還記得當時回他說：「有臺灣文學這種東西？」且很懷疑這概念；那時，聲腔很外省的老蕭（他父親來自外省），鄉土意識卻很早就啟蒙了，他回點說：「當然有。」現在想想，鄉土文學也不是刻意標榜，一方人說一方事，水土不同，故事不同，如此而已。
老蕭，有陣子，家中長輩對他父母婚姻不以為然，而這遺腹子大了有了自己的聲腔與事業，不但將精神耗弱的母親顧全了，還給世界證明，這結合無所謂對錯，卻是要活得漂亮、自信、有格。我以為，同學蕭隆泉這段故事，是臺灣文學的隱喻：遺腹子。
遺腹子，如果我們接受「心神產出」這樣的隱喻，那作家的身後稿，也可作如是一比。
衣櫥裡的稿件
在宜蘭的這些日子，偶爾到李醫師診所聊天。他不時給我出些功課，今天想聽里爾克、明天想聽些法國詩，他也會問問古典音樂或者是中西哲學。這之外，聊些歷史、政治，或者說些對我這後輩的期勉，他常常提起他的伯父，李榮春。在臺灣，說起小說，斷無法繞過宜蘭的黃春明先生；然而，知道宜蘭還有個李榮春的，十人無一。這位在宜蘭頭城寫一生小說的怪人。若非姪子李鏡明醫師，他的許多作品極有可能沒於歷史長夜。
鏡明先生話家常般地說起他和四伯的故事，四伯對他說的話語，還有小說家的行止。他們交談，一同生活，抵足而眠；有次與李醫師相談至夜，他自診療床下拉出箱箱手寫稿，這是李醫師費心保存、推廣的文學事業──李榮春的精神遺產；李醫師回憶四伯對他說：「我為你留下這許多財富，日後你就會懂得。」那夜，我心中經歷兩種夜晚。作家李先生孤燈為伴振筆的夜，醫師李先生夜下整理稿件的夜。
親眼所見這許多稿件，這些文字龐大，溫熱，微微透亮，都是李榮春生前筆尖徐行紙上的心靈紀錄。萬夜下孤筆，累字三百萬，逝 後為家人在衣櫥裡發現，姪兒李鏡明一一整理。正如詩人張繼琳在《歪仔歪詩刊──第五期》所言：
「如果沒有李鏡明醫師蒐集整理（李榮春的姪子）、彭瑞金教授的引介，李榮春必定被人淹沒遺忘。那十五公斤的創作原稿，也肯定被親人丟棄回收，永不見天日」。
那曾在衣櫥內躺著的，是數百萬字的，大規模的沉默。幸而，透過李鏡明的努力，李榮春的文字與精神終究引起了後輩作者的注意，除了論文、期刊這些找題材作文章的學院事業，我想最有意義的，該是前述宜蘭在地詩社──歪仔歪詩社──的共鳴。這群詩人包括黃智溶、劉淸輝、張繼琳、曹尼、甘子建、果果、楊書軒、王沛芬、一靈、柯蘿緹與顧問零雨，成員不是宜蘭本地人，就是在宜蘭工作的外地人，這群藝文愛好者成立「歪仔歪詩社」，以每年一至二期的頻率，發行宜蘭在地詩刊《歪仔歪》，截至2013年已出版第十一期。其中，前文所提及的第五期，便是李榮春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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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仔歪》詩刊第五期封面 援自《歪仔歪》詩社網頁 |
詩人張繼琳生於宜蘭壯圍，筆耕不輟，自印許多詩集，亦得聯合報詩獎與林榮三詩獎肯定。他在詩刊第五期說，辦詩刊，要有「李榮春精神」，那是種打死不退，堅持到底，沒有掌聲也跑到無法再跑的硬底精神。繼琳對以「長途馬拉松選手」比喻李氏非凡的精神力，他說得挺好：
「…長途馬拉松選手怎麼會和跑一萬公尺的選手相較呢？他繼續跑，聽到背後他人的譁然掌聲，自己卻愈跑孤寂，只剩他一人。
」
是孤寂呀。
頗有才名的小說評論家高天生於一九九四年出版《台灣小說與小說家》，書中對李榮春未置一詞。即使李榮春一九五二年早已完成《祖國與同胞》這六十萬字的小說，距今一甲子，仍只有少數人知曉。更遑論從無發表機會的其他字句。考慮當時改朝換代，相對於陳千武等因語言轉換而出現的失語一代，李榮春是戰後少數能以漢文寫作的臺灣作家，如此沒沒無聞，實是一奇。或許是忌憚己身的大陸經驗低調行事？回頭來說，即便今日臺灣文學系所漸興，在地意識顯題，而以「祖國」為名的這部鉅作，卻在時代變遷下顯得突梯。
戰後李榮春、劉吶鷗與張深切等人是日據時期少數有大陸經驗的臺灣文人，李榮春在「祖國」見識到日本人的暴行，對於人性與國族情感有深切體認。他對殖民者的抗議表現在〈生番
土匪
日本人〉、〈一天要做幾個人的活兒〉、〈日本人到底幹過哪一番好事〉、〈祖國一定會打倒大日本帝國〉這些書寫中。對於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一定程度的發抒氣憤，也認同了「祖國」。
然而，歷史對這些人的「身分」開了大玩笑。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為「祖國」中國所猜忌；滯留中國大陸的過往，對退守來臺的國民政府也不是好經歷，更令人心生懷疑。這種日人統治下，痛恨日本；想作中國人，投效無門的無奈，「祖國」這樣的詞彙，對李榮春而言，相當尷尬。今日臺灣在地意識抬頭，以祖國為名的小說，若非投以同情的理解，很難引人翻開閱讀。《祖國與同胞》透過文中主人公魯誠充分展現了領持日本與中國兩種身分證明的衝突，這不啻是時代與情勢加諸於一代人的悲哀。
數百年來，臺灣政權更迭，文學表現有相伴同步的現象。清代民間傳奇反映的移民社會，日治時期的皇民化文學及與其對反的，帶有文化意識的漢文創作，國民政府來臺而興起的反共文學、軍中作家作品、現代文學，以至於鄉土文學等。其中，戰後本土作家群有著特殊生命經驗；光復，是回歸「祖國」，回復漢語使用，但這並未給臺籍創作者自由與尊嚴，除了因為語文轉換的困難造成的書寫斷層（由日語而漢語），作家賴以為憑的武功──語言──功力大失。同時，五十年代反共文藝、戰鬥文藝成為主流，有著祖國身分的外來者，帶來了高壓政治氛圍，整體創作環境對臺籍知識份子很不友善。李榮春因其大陸經驗，早年教育所奠定的漢文基礎，是少數有著大動作出版的作家，但也未竟全功。1950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他獲得文獎會獎助金資助出版。這是他人生美麗的浪花，但轉瞬即逝，竟至遺忘。此後，李榮春走入歷史的角落，成為頭城家鄉父老口中的狂人，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等待發現的過往。
這位詩友張繼琳所謂：寫作生命裡作萬里長跑的阿甘，其筆下風景如何？證諸作品，除了與故鄉頭城相關的短篇，李榮春小說的特色是：「長」，動輒數萬言、數十萬言。已出版的《祖國與同胞》、《海角歸人》、《洋樓芳夢》、《八十大壽》、《懷母》、《
魏神父
》、《鄉愁》等，無一不是耗盡體力的馬拉松長跑，且內容多具「自傳」性質，有著他浪跡天涯後沉潛的內在風景。除了閱讀作品，由李鏡明先生筆下及日常對我所述的李榮春行止，可知其寫作具有極高的──暫且名為──「自我寫實」傾向，可以說，他的作品和生命史實為一體兩面，有強烈自傳性格，並予以藝術轉化。有鑒於此，以下簡介其生命史。
李榮春小史
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李榮春生於宜蘭頭城，日治時期畢業頭城公學校，「在一次偶然的因緣裡，他爬上布滿了蜘蛛網的栱樓上，無意中發現了一堆由上海和東京購回的哲學及文學書籍，起初看不太懂，幾經一段時日的摸索後，內心受到了啟迪……」(李鏡明〈李榮春的小說賞析〉)他自修白話漢文、英文、日文。據李鏡明醫師所言，他能閱讀英文原著。七七事變隔年，二十四、五歲的李榮春加入「台灣農業義勇團」至中國工作，除役後滯留安徽、江蘇紹興。近十年的中國時光，有如謎團，據李鏡明醫師言，他亦少對家人提及，以李榮春著作的自傳性來訪求，線索也許只能於他作品尋覓。
一九四六年，二戰結束後，李榮春回到台灣，淹留其祖國三千多個日子，「僅攜帶兩箱寫作資料及書籍」。這真是具有象徵意味的舉措，什麼都沒帶回來，只有稿子！他人生旅程最終留下的，也是稿子！這畫面正是他全心學文的寫照。回臺後，除以少數時間勞動換取生活所需，他可謂全力專心寫作，息交絕遊，幾乎外界隔絕。這段長達三十三年，佔超過李榮春生命三分之一的歲月，近來有沈秋蘭（2009）寫作學位論文，除了小說文本的爬梳，也使用訪談法與田野調查，對李榮春的寫作與生活，當可有近一步了解李榮春與定居的頭城生活勞動，和頭城在地的人群、宗教、民俗文化以及地景的緊密關係。頗值得一讀。
文學創作上，李榮春是戰後最早一批能用中文寫作的本土作家，一九五二年他完成了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祖國與同胞》，一九五六年出版之時，更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同時。但是這部作品得到的補助的稿費補助(由「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所得)，只夠印行原作篇幅的三分之一，這也使得作品無法以全貌示人。這是他的作品面世最好的一次機會，失去這次機會，幾乎註定李榮春文學生涯一生孤寂。他曾在第十五次文友通訊（1958.6.19）留下這段文字：
「現在我已沒有年青時那股蓬勃澎湃的憧憬了，我只希望早一天再回到那質樸潔境的鄉野，浸沉在我喜愛的自然懷抱中。也許我的生命已感到困倦了吧，像一匹疲憊的戰馬，然而每想到自己的一無成就，既不能對時代盡些棉薄，連此身到如今依然故我，徬徨無所自處，不免悲愧無已。」
恐怕不獨他母親，連街坊鄰居也接受、贊成這樣說法吧。他的一生，走的是一條不同於常人「結婚－生子」、「功成名就」的路線，他放棄了名利追求與人生享受。據我所知，李家在宜蘭頭城雖非巨賈大商，卻也頗有底氣。但是李榮春既不成家，也不為固定的職業羈絆，除了短暫任職公論報，人生大半只打零工餬口，維持生計和生存的尊嚴。其餘時間，鎮日是「寫」。寫，寫，寫。
《祖國與同胞》雖得到「中華文藝獎金會」補助，但企圖藉此書「面世」的文學經驗卻是一大挫折。雖然《祖國與同胞》也為他帶來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等文友，但寫作辛苦、出版失利與最後失落卻是心靈煎熬。這段挫敗成為《洋樓芳夢》的底本，日後他自囚頭城，做孤獨奮鬥，只透過文友通信討論著同屬於本土作家才有的文學議題。然而這些通訊也只是他對外界發出的秘密、微弱的聲音，他最終選擇孤軍奮筆，暗地拓出數百萬言的文學版圖。由他獲獎經驗與作品刊登的經歷來看，我們無法苛責當時的社會對他不公(雖然歷史需要對這位隱者的作品做進一步觀看)，時代氛圍雖然壓抑，卻也獨厚他而有出版機會，只是沒有有大的返響。不管如何，有件事實是無可否認的，那即是：他對文學創作的純粹與天真。相較於當時的反共文學，《祖國與同胞》是李榮春「直書生命」的深刻心音，而非為反共力作；更好說，這是龐大的生命史書寫，是台灣人經歷國共內戰的生命史鑑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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