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母土： 論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5-1、5-2）

文．丁世傑／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碩士

一、前　言

「作家的墨汁等於殉道者的鮮血」。戰後第一代小說家李榮春（1914-1994）在台灣文學史上誠屬邊緣，但他為文學殉道的精神，比擬同一世代的鍾理和（1915-1960），可為作家典範。在李榮春半世紀的文學長路中，除1950年代與文壇短暫接觸外，其餘時間均隱居家鄉頭城，沉默寫作至終，大量的著作死後始整理出版。¹從這三百萬字的文學遺產，可以感受到活在沒有讀者的環境下其寫作環境的艱辛與孤寂。

李榮春的作品以長篇小說為主，這些作品均屬自傳性小說，他在文學起步之初，便高度自覺透過小說解決生命存在的問題，其文學風格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是1946年從中國返回台灣後，矢志文學創作，以其中國經驗為基礎，完成《祖國與同胞》，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他紀錄了自己前往中國欲參加抗戰，卻因台灣人的身分受挫而流浪於中國的經歷（1938-1946）。《祖國與同胞》在1953年獲得官方文藝組織「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稿費獎助，開啟李榮春與台灣文壇的聯繫，卻也因為小說的出版受挫而烙下創傷。第二期從1957年參加鍾肇政（1925-）籌組的《文友通訊》開始至60年代初，其間完成《海角歸人》與《洋樓芳夢》兩部描寫前一階段為追求理想而受挫的小說，而這兩部小說的發表同樣遭遇挫敗，經歷這個階段，李榮春萌生倦意於60年代退隱回鄉。回鄉後的李榮春進入第三期寫作，由於長年的飄泊無依，他依戀母親更甚以往，而在母親離世失去依靠後，寫下多部懷念母親及記述家族史的懷舊小說，即《八十大壽》、《鄉愁》、《懷母》等作。

李榮春文學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是隱居家鄉的漫長歲月，秉持沉默的姿態所寫的那些帶有濃厚感傷色調的懷舊小說。很明顯地，以「母親」為主題的寫作是李榮春第三期小說的特色，然而此一特色在早期小說裡便已出現，只是隱而未顯，為人所忽視。因為「母親」象徵的是人類心理上對於愛與歸屬的需求，而「母親」與「國家」（《祖國與同胞》）、「家庭」（《洋樓芳夢》的洋樓）具有相互指涉的意涵。基此問題意識，筆者在本文將透過對李榮春小說母親主題的分析，解開其創作終生之謎，相信如此有助於後人繼續深入發掘李榮春的文學世界。

在論述架構上，本文將循著上述對李榮春文學的三階段論，從個人與家鄉的關係切入，自追溯日治時代的中國旅程開始，觀察李榮春在誓言拋棄台灣後，其祖國意識如何因為台灣人的殖民原罪，在流浪於中國的情況下異化為祖國創傷，而創傷如何驅使他走向文學尋找精神補償。其次，梳理戰後回到台灣，因為文學理想不被社會認同，為了追尋理想繼續在外流浪，其文學理想又如何在戰後的台灣文壇異化為文學創傷。最後，在離家流浪了二十餘年，在戰前的中國經驗與戰後的文學經驗全是挫敗，在自我追尋是以長年的自我放逐為代價的情況下，剖析深重的創傷如何推動李榮春回歸家鄉依戀於母親身邊，為飄泊無依的自己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並在母親離世後，通過書寫發掘底層的記憶，寫下代表其文學精神的懷舊小說，藉以尋求心靈的歸屬。在論述過程中，將逐步看到一個成長於殖民地的知識分子，無論生命遭逢何等的衝突挫敗，文學始終是消解矛盾、尋求心靈歸屬的自我救贖之道。

1 李榮春的作品有長篇小說五篇、中篇小說兩篇、短篇小說二十餘篇。1994年李榮春死後，姪兒李鏡明自費出版《懷母》，之後晨星出版社出版《懷母》（1997）、《烏石帆影》（1998）、《海角歸人》（1999）。2002年，經彭瑞金居間奔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李榮春全集」再由晨星出版社出版。全集共分十冊：《祖國與同胞》（上、下）、《海角歸人》、《鄉愁》、《洋樓芳夢》、《八十大壽》（上、下）、《懷母》（中、短篇小說集）、《和平街》（短篇小說集）、《李榮春的文學世界》（書信及文學評論集）。以下論述所引用之李榮春小說文本，均出自此套全集，故只標明書名及頁數，不再註記出版社及年份。

二、離開家鄉•奔向祖國

（一）殖民流亡與祖國創傷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李榮春自幼便有強烈的反日本之中國意識。1937年中日戰爭後，為了擴充中國戰區的軍需補給，日本當局開始招募台灣人籌組「農業義勇團」，以非軍人的軍屬身分赴上海開闢農場。1938年4月，李榮春應募加入首批義勇團，希望趁此機會遠赴中國，並依照約定一年期滿後現地除隊，留在中國參加對日抗戰。針對這段挫敗的中國之旅，李榮春在他每一部的長篇小說中都做了交代；中國之旅所以難以忘懷，乃因它是李榮春離家展開漫長理想追尋之旅的起點，而處女作《祖國與同胞》完整地紀錄了這段旅程。《祖國與同胞》體裁龐大（89萬字），初有「大河小說」的規模，²所以值得分析的議題眾多，但為了緊扣本文的題旨，在此僅聚焦於日本、中國與台灣的三重關係，剖析殖民地台灣子民在中國所遭逢的欲求歸屬而不可得的流亡命運。

在《祖國與同胞》中，李榮春化身主角「魯誠」登場，這位殖民地知識分子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為日本蹂躪祖國深感悲憤，毅然參加農業義勇團前往中國。小說開場如此描寫主角的祖國意識，這段表白可資說明李榮春的祖國意識乃基於反日心理：

只因不滿異族的壓迫，從小就憧憬祖國，眷懷祖國，整日歡喜獨自沈浸於冥想裏。跟著年紀的長大，智力的啟發，這種天性便越發強烈起來。尤其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在寢夢裏都想要奔回祖國，希望能為苦難的祖國，參與著一份的奮鬥。³

這類刻劃主角陶醉於愛國情感的文字，在小說中經常出現，只是它並非所謂的「天性」。誠如文中所透露的，祖國意識其實依賴殖民壓迫而生，當對壓迫越感苛酷，對祖國的孺慕之情也就越強烈；而當被激化的祖國情感越深，依戀情結也就越牢，就越把中國當成想像的母親，渴望奔入母親溫暖的懷抱，以抵禦殖民地的寒冷。李榮春正是在反日情感上建構其祖國意識，這種想像的情感所產生的矛盾是如同在《亞細亞的孤兒》中胡太明身上所看到的現象，造成與殖民地社會的疏離。胡太明想成為「埋骨江南的第一人」，魯誠則是「決心絕對不想再回家鄉」，兩人不約而同地將眼光望向中國。這是因為殖民者的壓迫使家鄉異化為無法安居的異鄉，出走是為了擺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是沒有家鄉，我們是給人家趕出來的。我們不願當奴隸，家鄉就住不來了。」⁴

殖民主義最被引為罪惡的是同化主義阻礙了被殖民者認識真正的自己，扭曲自我而產生自卑的劣等意識，但上面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對自我社會的疏離現象。由於台灣是從作為中國的子體割讓給日本，因此在文化上、地理上，台灣都擁有一個比殖民母國更加親近的祖先之國可以回歸，但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則不然，朝鮮是以一個完整的國家被日本佔領，不存在回歸的母體，正因如此就使得許多台灣人當遭遇殖民壓迫時，輕易便將解放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從而產生與自我社會的疏離。

與殖民地社會的疏離，並不會隨著回到中國就此獲得歸屬，因為祖國意識依賴殖民壓迫而生，它本身在建構的過程中，便已將殖民傷痕內化而難以割捨，其結果是台灣人在「偉大的中國人」面前同樣感到自卑，恥於自承「台灣人」，那種被殖民的劣等意識並不因情境轉換得以消解。⁵同樣地，中國人也把台灣人當劣等人看，這與胡太明的中國經驗如出一轍：「我們無論到哪裡都不會被信用，如宿命的畸形兒似的。」。⁶魯誠就像胡太明，想以行動證明自己不是「畸形兒」，他積極尋找抗日管道，但因台灣人的曖昧身分不被信任，被疑為間諜而排斥，這與胡太明在中國因台灣人的身分而無故被逮捕拘禁的遭遇類似。中日戰爭的全面化，刺激雙方進行敵友劃分，政治上台灣人雖屬日本人，但文化上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而中國人卻又把台灣人視為日本人，懷疑台灣人民族情感的忠誠，台灣人就擺盪在兩邊之間，成為被遺棄的孤兒。魯誠的遭遇對比他奔向中國的初衷，毋寧相當諷刺。因為他認識不清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自己與中國關係的轉變，對中國想像的情感並不等於對現實的理解，以致一旦親臨實境，遂產生想像與現實的矛盾。

由於祖國意識過於強烈，所以即使被中國拒絕，魯誠的祖國愛依舊不為所動，為了不再被輕視，爾後他不再自承是台灣人，改稱福建漳州人。改稱身分意味拒絕被殖民的現實，將自己歸屬於想像的中國，這種無視現實的做法只是一廂情願。魯誠就以這般去殖民的偽裝，將自己放於中國的土地上流亡，此後整部小說就在描寫這位昧於現實的台灣人，流浪於中國所見的「祖國的困苦命運，同胞的慘苦遭遇。」

被中國人拒絕的情節推動著魯誠去認識真實的中國。《祖國與同胞》的內容呈現了許多中國人在日本侵略下的悲慘生活，然而此外，由於小說的寫實主義手法，更暴露了許多中國人性的醜陋卑俗，其再現的中國社會呼應了吳濁流與鍾理和筆下的中國。這是一個精神荒蕪、道德衰頹、人民唯錢是賴、中國人反過來欺詐自己人的社會，人性的污穢因戰亂而顯露無遺，魯誠自己就連溫飽也不可得。在流亡中國期間，因為身分的曖昧、語言的隔閡，加上思想的差異，魯誠完全無法融入這個社會，他像飄盪在異鄉、失落了歸屬的孤魂，其間理想沒有出路，時感身世飄零。挫敗的中國經驗，幾乎逆反魯誠原先憧憬的中國。對於中國社會的亂象，李榮春在小說中率幾認為拜日本侵略之賜，其實亂世不過是將潛藏的污穢激盪出來，況且有些根本與戰爭無關。將中國社會的腐敗歸罪於日本侵略是否正確，不是我們關心的，在這裡要提醒的是李榮春對於中國的亂象，感觸可謂非常深刻，因為無法拋棄的「身分的曖昧」、「語言的隔閡」，再加上「思想的差異」，他在中國從沒找到真正的認同歸屬，殖民統治造成他與台灣社會的異化，也連帶造成與中國社會的疏離。

從台灣與日本、中國的三重關係詮釋《祖國與同胞》，意在提醒讀者，不能因為書名而輕信作者主觀的愛國精神，忽略了小說蘊含的豐富意涵。綜觀魯誠的中國之旅，正是一個巨大的流亡隱喻，過程瀰漫著一種飄泊無依的孤兒氛圍，猶如吳濁流小說刻劃的孤兒形象。這種一事無成的流亡，帶給李榮春終生難以平撫的創傷。

2 褚昱志稱《祖國與同胞》為「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篇大河小說」，觀其論點稍顯牽強，有待商榷。參閱褚昱志，〈台灣大河小說之先驅──試論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台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3期（2005年7月），頁84-106。大河小說的基礎內涵為其濃厚的歷史意識，此不獨作家本身的創作意識，在敘事形式編排上，還須能夠體現一種時間一往無前的流逝感，成其長河流動的時間性，《祖國與同胞》雖意在見證歷史而卷帙浩繁，然無法喚起讀者深沉的時間感，但如稱為「台灣大河小說之先驅」，而非第一篇，則非過論。筆者以為，探討《祖國與同胞》應從台灣私小說的發展脈絡為切點，因為1957年鍾肇政與李榮春結識，其日後的《濁流三部曲》和《祖國與同胞》在自傳性質上有類似之處，而《濁流三部曲》推動《台灣人三部曲》的誕生，《台灣人三部曲》才是台灣第一部大河小說，接著才有李喬《寒夜三部曲》的出現。

3 李榮春，《祖國與同胞》，頁24。

4 同上註，頁55。

5 小說中有關台灣人在「偉大的中國人」面前感到自卑的現象，最具代表性之例為，以「番薯仔」隱喻「台灣人」：「原來他們在這裡，卻還有這一句共通的隱語。因大家既不願意把『台灣』直接說出口來，簡直這兩個字，已自包含著無限可恥，有著被壓迫被奴役的屈辱，說起來會感到自餒而心酸。畢竟很忌諱起它來，如果碰到不得不說『台灣人』這三個字的時候，才互相把它叫做番薯仔。這是以形取意，因台灣的地勢形狀，恰像一條番薯。這樣一來，那末台灣人都得一變而成為番薯仔人囉。這也真值得憐愍，說來自有其中的苦情，但願上帝伸出偉大的慈悲之手，拯救這些不幸的靈魂。偉大的祖國，也許能原諒這些脫離了溫暖的懷抱，在黑暗殘酷的蹂躪下，嚐盡著靈魂被摧殘的不幸命運。」同上註，頁89。

6 吳濁流著、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頁130。

（二）淑世與自贖的文學

文學對於李榮春來說，早期與晚期具有不同的意義，其間呈現相似又差異的現象。以下將從《祖國與同胞》討論其文學精神的「淑世」原型，後續將會看到隨著創傷的深化，他日益遠離了原型，往「自贖」的方向發展。《祖國與同胞》其中的一部分是李榮春生前唯一出版的作品，裡頭收有一篇〈作者後記〉，性質等於自序：

民國三十五年（1946）五月我從大陸返台，立下了一個大決心，我要把這一切身歷其境的事實，親自見聞的故事，忠實地紀錄下來，成為祖國與同胞所備嚐的命運的痕跡之一部分。^……也許由於我的半生東飄西蕩創巨痛深，我的腦子早就消失了幻想，所以我一向反對無中生有的構想，因此，拙作的內容，不管是非善惡，我都取自真實故事之中，也曾放進了我的熱情與良心，把它們寫了出來。⁷

這段自述聚焦於「祖國與同胞的命運」，所以讀者最先解讀到的訊息是寫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及其訴求的文學使命，至於「我的半生東飄西蕩創巨痛深」這類的話則一閃即逝，未及深論，而這恰是前面筆者詮釋李榮春中國之旅的觀察角度。換句話說，李榮春重視的是文學與社會歷史聯繫的意義，而筆者關注的則是文學與自我心理溝通的意義。要剖析李榮春文學的雙重意義，必須探討他為何立下決心，以文學為終生職志？

青年李榮春屬於典型的啟蒙知識分子，這種人的精神特質是因啟蒙而與傳統分離，並迷戀某種思想，奉為永恆的真理，而且懷抱神聖的使命感，堅信要為崇高的事業獻身，這類思想在《祖國與同胞》隨處可見。他將反日視為畢生的理想，誰知一旦到了中國，理想不得伸展，以致理想失落的空虛感時常浮現心底，而產生生命無用的焦慮：「我完全沒什麼意義地，把自己的性命消耗過去了，我覺得真慚愧！真對不起苦難的祖國！對不起這偉大的時代」⁸流亡的中國經驗產生對於生命的無用感，進而發生自我認同的危機，而為了彌補生命的無用化，文學於是成為理想的替代補償，成為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藉以縮短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並療癒創傷、肯定自我。

易言之，〈作者後記〉關注的是文學見證時代的意義，但「我的半生東飄西蕩創巨痛深」的話，則要放到小說的敘事脈絡中考察，如此將發現當李榮春賦予文學以見證時代的重任時，文學也內化產生療癒創傷的作用，成為一種流亡心境的記錄。因此可說，李榮春早期文學的精神特質實際上具有雙重性：表層的「淑世」與深層的「自贖」。自贖以淑世為基礎，因為若沒有對時代應負使命的體認，也就不會有自我救贖念頭的產生，淑世是李榮春文學精神的原型。

其次，寫實主義也不足以說明《祖國與同胞》的創作風格。自傳性小說有「自傳小說」與「私小說」兩類，前者偏向寫實性，後者抒情性較強，李榮春揉合兩者於其中。寫實性表現於再現客觀現實，使小說具備歷史見證的性質；而自傳性小說既是作者自我的隱匿書寫，在寫實同時也將滲入作者個人的主觀情感，而有其抒情性的一面。《祖國與同胞》除寫實性外，抒情性更佔有相當大的份量，它表現在流亡的險境下對於心理世界所進行的微妙剖析，這項特色符合日本「私小說」心境描寫與自我告白的文體特徵。日本私小說的其中一類，即旨在強調人如何克服生存危機，將自己從危機中拯救出來，⁹這才是李榮春小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祖國與同胞》中，李榮春擅長透過主角宣洩個人情感與生命哲思，藉以抒發內心的孤寂，爾後他擅長刻劃的漂泊者形象，在此顯露無遺。這種偏愛表現主觀世界的創作手法，精神毋寧更趨近於浪漫主義。例如，當小說主角被生命無用的空虛感所籠罩，思考短暫的生命何處尋找永恆的歸宿時，這種有限與無限的矛盾，正是浪漫主義作家思考的核心課題。

基本上，李榮春是個浪漫感性而非現實理性的作家，因為如此，中國經驗雖帶來傷害，他依舊深愛無悔。況且，將文學視為使命的志業，以為可以救世，這本身就是一種天真浪漫的想法。下面我們將看到在經歷接連的挫折後，他日益遠離使命的文學，而往自我救贖的道路走去。

7 李榮春，〈作者後記〉，《祖國與同胞》，頁1291-1292。

8 同上註，頁134。

9 「私小說」（自我小說）是日本大正時代脫胎於自然主義文學的一種小說形式，其概念經小林秀雄、久米正雄等人的論述而規範化，從此廣泛流傳，盛行於19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在日本近代文學佔有重要地位，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樣式。其主要特徵是作者將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以寫實手法、自我體驗的形式，描寫個人心理的活動，表現平凡人物的生存危機，或克服生存危機的過程，帶有自我暴露的性質。普遍認為私小說有兩種類型，即著意表現生存危機的「破滅型」作品，和偏重於表現克服生存危機的「調和型」作品，後者又名為「心境小說」。總歸言之，將人從生存危機中拯救出來，是私小說的主旨與特徵。參閱呂元明主編，《日本文學詞典》（上海：上海辭書，1994），頁26；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台北：五南，2003），頁376。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