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7日 星期日

李榮春:小說體自傳的終極實踐

文.黃怡/作家
曾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著有《終生的反對者》、《蘇建和案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等書,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李榮春全集在二○○三年出版後,至少已有三篇論文討論他的文學型式,其中提到最多的,莫過於他的小說自傳性質濃厚,加以其姪兒李鏡明醫師證實,全集裡的小說無論短、中、長篇,絕大部分出自真人實事,使李榮春是否藉小說體來撰寫個人傳記,成為應該關注的事題。

  舉凡歷史上重要的小說家,作品都帶有傳記性質,以李榮春特別景仰的俄國小說家杜思妥也夫斯基為例,幾乎是以其自身經歷為綱本,從第一部引起注目的記實文學《死屋日記》,到幾篇燴炙人口的中篇如《永恆的丈夫》、《賭徒》、《地下室手記》,到其傳世的大河長篇如《卡拉馬助夫兄弟》、《罪與罰》等,都可一窺杜氏實際生活的樣貌。他取擷自其四周的社會實況,再刻畫以人物造型,編整以義理,注入時代精神與宗教意識,藉文學形式完成為繁複的思想辯證。杜氏的人格力量,化約在其文學創作中,透過角色的對話、情節的推移,建構出他的倫理世界。

  然而,無論杜氏如何經營其作品,其主體人物群仍是虛構的,他自身的人性特質,分散在諸多人物中,這些人物隨著故事的脈絡,逐漸形成各自的命運,或得到各自的救贖。李榮春作品和杜氏的不同,在於他的主體人物永遠是自己,除了《懷母》與《八十大壽》兩部長篇,以及一些短篇小說(例如:〈仙公廟的呂炎嶽〉、〈教子〉)之外,《海角歸人》、《祖國與同胞》、《洋樓芳夢》中唯一得到救贖的,還是他自己。

迥異於杜氏,李榮春並非創造者,而是以小說中人物群的百態,來闡明或輝映他自己的價值體系。或有讀者認為他的長篇小說完成度不高,問題可能就出在,除了《洋樓芳夢》少數的書頁,他沒有透過自己以外的小說人物視角,來觀照世界,而只是從事他自己內心與外在環境的綿密記錄,較容易流於散文式的生活寫真,似乎缺乏嚴謹的架構,以表達更抽象層次的哲理。

  然而假使以小說體的自傳來賞析李榮春的作品,會得到另一種趣味。其實,小說體的自傳,乃所有人生經歷豐富者所嚮往,可惜並非人人有充分的才具,來完成這類作品。李榮春在台灣作家中,即使以其同代作家而言,經歷都算是十分特殊,幾乎整個中日戰爭時期,他都在中國江浙的日本佔領區,親眼目睹日軍的統治嘴臉,以及中國軍隊及所謂親日「和平部隊」肆虐鄉里、打劫民家,使原本豐饒過日的平民百姓,陷於物質匱乏與心靈恐懼;中國或有抗戰文學,但是像李榮春這樣能夠具體而微,描述與戰況俱進的鄉民生存困境,恐也不多見,這就是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史無前例頒給他特別獎助金的主因,不是因為《祖國與同胞》字數驚人,而是剛退到台灣島不多時的外省籍知識份子,由於流離失所,尚來不及將他們抗戰歲月巨大的印象與創傷,以文字篩檢成書,倒是李榮春率先做到了。
  
  《祖國與同胞》長達七十萬字,單純就寫實文學而論,已是鉅作。李榮春所記載的,卻也不僅是抗戰歲月的印象與創傷,而是在茍活於亂世的眾多人物中,蒐尋他心目中的道德典範;當一切都逼迫人走向價值的虛無時,最寶貴的無非這些道德典範。「養天地之正義,法古今之完人」是李榮春時刻在念的,他只是個手無寸鐵的讀書人,卻還知道有所不為。固然丁世傑在其論文中講到《祖國與同胞》的母體性,說李榮春的抗日心態是一種回歸母體的渴求所致,但是回歸道德本位的欲求,亦出現在他文字四處。若說戰爭是反文明,文明的珍貴就在於人類的道德屬性,反暴力的根本動機,基本上還在於使人類的道德表現,足以保存、發揚人性。

  至於《海角歸人》,表面上講的是李榮春浪子歸鄉的主題,實際上藉由親友的諷言笑罵,他意圖更堅固自己對「真善美」的追求,而其手段就是小說,對他而言,小說不僅是藝術的實踐,更基本的是一種道德的實踐。他也曾靠各式各樣的粗活兒,試圖在俗世中確定自己的物質基礎,但是他感受不到這類工作的價值,為了忠於自己,他連過門的童養媳都拒絕碰觸,深怕養家活口的壓力,會驅使自己更遠離真善美的追求。也因此,我們看到《海角歸人》中許多親友從許多角度勸他務實,但這些人生的「實相」,對他卻是更虛幻的。

  《洋樓芳夢》就越加如此了,這部李榮春結構最完整的長篇小說裡,他把康顯坤對他(羅慶)的恩情,視為人間瑰寶,以良馬遇見伯樂的欣愉,去從事《祖國與同胞》(小說中名為「真理與光明」)的最後修改工作,書中巨大篇幅,描述他住進顯坤家中後,顯坤之妻貞嬌如何誘惑他,他基於對朋友的忠誠,如何的感到自己慾念高張的慚愧,但終於在一次酒醉後,趁著酒瘋在另一友人前,狂吻了貞嬌,這一行為使他更加對顯坤的付出,無論金錢或友情的,感到無以回報;雖然後來《祖國與同胞》得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一萬五千元稿費,他把其中三分之一回贈給顯坤,顯坤卻仍想進一步藉著出版計畫,找人成立所謂「真理與光明公司」來壓榨他,於是親人對他百般規勸嚇阻,他在痛苦之餘,才開始懷疑顯坤刻意製造貞嬌和他獨處的機會,是不是一開始就存心不良。

  李榮春喜歡把自己寫成一個文學癡漢,一個對世事毫不明瞭的傻子,可是從他在《洋樓芳夢》中對於顯坤那種飛揚癲狂、貞嬌那種貪嗔癡媚的細述,讀者應對他堅定的德行有深刻的認識。李家親戚們的眾生相,亦是他展示人間冷暖的櫥窗,這些都是實際發生過的事情,是淬煉李榮春更加執戀於文學創作的日常糧食,雖然粗礪,卻能夠滋長他脫俗而生、離俗而立的諸般勇氣。


(本文於2013.10.26爲「李榮春文學論述與宜蘭地域背景分析」--李榮春百年文學座談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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