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母土： 論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5-3）

文．丁世傑／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碩士

三、在回家與離家之間掙扎

（一）使命書寫與文學創傷

1946年李榮春帶著流亡中國的創傷回到台灣，回台後他違背家人的期待，不成家、不謀生，忍受不被諒解的孤獨，在1952年以其中國經驗完成《祖國與同胞》初稿（60萬字）。小說完成後，李榮春積極尋找出版管道，但都不得門路，最後他將作品送往「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隔年獲得稿費獎助。之後他再費時增修（89萬字），在1956年自費出版《祖國與同胞》第一部（前四分之一）。小說出版後，李榮春慘賠負債，為了還債，他回鄉在兄長的腳踏車店工作。針對小說的出版失敗，隔年在給鍾肇政的信，他如此說道：「我的一生為了寫作什麼都廢了，至今還沒有一個自立的基礎，生活一直依賴於人。為了三餐，將寶貴的時間幾乎都費在微賤的工作上。」。¹⁰

《祖國與同胞》是李榮春戰後歷經艱難向文壇跨出的第一步，其挫敗是建立在十年的虛度之上，導致生活無法自立，不過他卻因此結識鍾肇政。1957年4月，李榮春參加鍾肇政主編的《文友通訊》（1957.4-1958.9），因而結識更多台籍作家。在1950年代國民黨提倡反共戰鬥文藝，文藝媒體悉數由中國作家掌握的情況下，作為一個處於文壇邊緣的台籍作家相互勉勵的園地，《文友通訊》使得李榮春有了志同道合甚至是同病相憐的朋友，¹¹同時也更明白自己這群「台產無名作家」的處境：

^……我們這些台產無名作家，平心而論都是優秀的，將來成就定是輝煌，大家切勿過於妄自菲薄，^……個別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團體的合作，才能對於時代和歷史發揚遠大的理想，我們以後要加強，並擴展我們的陣容，逐漸發揮我們的使命，積極邁向共同的理想。¹²

《文友通訊》提振了李榮春的精神，給予孤獨的他所渴望的友情，這份刊物影響了他後續的寫作，因為此時為了對文友「共同的理想，多少有點爭取」，¹³他趕寫第二部小說《海角歸人》。這部小說的時空接續《祖國與同胞》，旨在敘述一位熱愛文學的知識分子「牧野」，戰後在家人引頸期盼下滿心愧疚從中國回鄉，為了堅持寫作，他反抗世俗，逃避與童養媳結婚，也不謀生，令眾人大失所望，被視為無用的「廢物」。牧野的理想被現實無情的拒絕，為了追求自由的創作天地，他獨自上山墾居，但殘酷的現實依舊揮之不去，最後以逃離家鄉告終。現實象徵對於理想的壓迫，《海角歸人》是以現實與理想的對立為敘事結構，描寫主角在不被諒解的逆境下孤獨地走向文學的旅程，是一部李榮春將自己戰後回鄉不容於世的經驗客體化，藉以陳述文學理想的作品。

《海角歸人》描寫的雖是李榮春戰後回台初期的文學經驗，但對於寫作當時的50年代社會卻有另一層指涉。美國文學理論家韋勒克（Rene Wellek）指出，文學與社會交叉可形成三層關聯：一是作品本身的社會內容，為虛構社會；二是作者經驗的真實社會；三是作品產出後對社會的影響。¹⁴就自傳性小說而言，小說敘述的過去社會是作者與寫作當時的社會對話所建構出的產物，是立足於當下的處境回頭詮釋過去的行為，其對於過往事件的選擇、組織與意識型態的解讀，都受到作者當下社會的制約，書寫並非單純的再現過去，而是從現在揭示過去的意義，亦即對過去的書寫有賴於現在的興趣。李榮春當時所以馬不停蹄地趕寫《海角歸人》，一方面是因經歷《祖國與同胞》的失敗，藉此為自己的理想辯護，另一方面是因參加《文友通訊》，有感於台籍作家的處境，而寫出自己回台後為理想受苦的經驗，藉此鼓勵文友。如此，小說中的壓迫社會就成了小說外政治社會的隱喻，而主角在壓迫中所點燃的文學熱火，便可延伸視為文友「共同的理想」。因此，李榮春的書寫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性格。

左：李榮春，右：鍾肇政，1986年2月陳友仁攝於鍾肇政宅

1958年3月《海角歸人》完成後，李榮春也積極為新作尋找出路，但依舊失敗，使得李榮春又一次喪失自信，心情陷入悲境，動機與結果的悖反，像是《祖國與同胞》事件的翻版。之後透過朋友的推薦，他到台北任職《公論報》（1958.4-1961年初），這部小說始發表於該報「日月潭副刊」，是李榮春生前唯一發表過的長篇小說。在《公論報》期間，李榮春著手寫作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洋樓芳夢》。這部小說旨在敘述一位忠於藝術良心的作家其挫敗的出版經驗，從主題可知與李榮春作品的屢遭失敗有關。小說是以《祖國與同胞》出版事件為本，並帶入1950年代國民黨的文藝統治政策，從揭示官方的思想控制中，寫活了當時台籍作家的處境。因此這部小說有著雙層的指涉性，內在涵義是悲劇，外在延義卻是諷刺劇。諷刺小說的情節模式為脈絡決定論，亦即其諷刺性取決於故事發生當時的社會脈絡，而詮釋策略是將小說內的虛構社會與小說外的真實社會相互對照。

鑑於失守中國的教訓，來台後的國民黨即理解到武力不足以控制全局，唯有強化思想支配，才能完全鞏固政權，而在反共復國的神話下，文藝以戰鬥愛國馬首是瞻。¹⁵《洋樓芳夢》以此為歷史背景，描寫主角「羅慶」戰後返台歷經艱辛，以其中國經驗寫成《真理與和平》一書，因為小說帶有濃厚的愛國思想，使周遭好友有了非分之想，積極代尋出版機會，沉迷於市場爭購、高居洋樓的幻夢，羅慶為此深感痛苦。後來小說在沒有書商願意出版的情況下，送往「民族文藝獎金協會」審查，文獎會被作者的愛國情操及創作精神感動，為了讓他能夠「安心繼續寫作」，由教育部長「關陶範」發給作者一筆名為「維持生活」的稿費，至於發表則因篇幅太長無法在《文苑創作》連載。時值「文化清潔運動」熱烈展開之際，文獎會的加持抬高了小說的身價，終於有書商願意將之出版，但羅慶卻認為作品未盡完善，不願輕率付梓，於是小說被朋友挾持：「他曾經自覺抱負崇高偉大，但是周圍的環境所加於他的，只是輕蔑與譏笑。經過許多年的慘澹努力，流了多少辛酸血淚，結果呢，只落得一場奚落，一陣冷笑。」¹⁶

《洋樓芳夢》是李榮春經歷接連的發表挫敗後，自述創作心境的作品。熟悉台灣文學的人輕易即可看出，小說中的「關陶範」實有其人，便是「張道藩」，《文苑創作》就是現實中的《文藝創作》。這種挪用官方文藝政策的寫作手法，使小說產生了不同的閱讀效果。表面上小說寫的是主角的理想被一群市儈之徒玩弄，以致陷入痛苦，但這些人的醜陋行徑在深層上卻指向了當時的政治環境，因為荒謬的美夢如果沒有現實的基礎，根本無法產生，它指出了官方文藝統治對於民間觀念的模塑。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指出，統治階級除依賴暴力維持秩序外，還必須輔以建立意識型態的領導權，通過各種機制灌輸某種價值觀，塑造被統治者對於統治意識型態的認同。¹⁷市儈之徒綁架小說，也喻指官方無視藝術良心，收編文藝為政治服務，《洋樓芳夢》使我們感受到在1950年代，文學與人性已因官方意識型態的介入而物化變質；其次，這現象也說明著：就連忠於藝術良心的作家為實踐自我理想、取得社會認可，在主題思想上亦不免受到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

1960年《洋樓芳夢》完成後，就如同小說本身所描寫的《真理與和平》的下場一樣，也遍尋不著發表管道，帶給李榮春精神上極大的打擊。從《祖國與同胞》到《海角歸人》、《洋樓芳夢》可以發現，雖然李榮春文學的使命觀具有延續性－即後兩部小說的主角也象徵了台籍作家的集體心聲，只是經歷《祖國與同胞》的失敗，其文學風格也產生了明顯的轉折，從敘述「時代的困苦命運」轉向抒發「自我的坎坷命運」，也就是隨著理想失落與心理創傷的深化，文學的自贖色彩日益強烈，同時也可發現始終存在於李榮春身上的流亡現象。在整個1950年代，李榮春的文學之旅也像他的中國之旅，處於文壇流浪的狀態，每一部作品都在流浪中尋不著社會的歸屬，文學經驗呼應了中國經驗，均像被遺棄的孤兒，而無所歸屬的孤兒文學，也正隱喻了他飄泊無依的現實生活。

10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1998），頁310。

11 例如，鍾理和在給李榮春的信寫到：「弟同情兄的處境，兄在初期《文友通訊》所透露的生活報告，使我長久感到難過。文人不遇自古已然，尤以像現在不正常的社會為甚，弟為兄一掬同情之淚。但是以後兄也許有機會知道，弟處境的惡劣比之於兄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兄在寫作上、在年齡上都是老大哥，就請用這老大哥心，愛護和可憐這位小弟吧，請時常給我來信。」見〈與鍾理和的通信-－信函一〉，彭瑞金主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台中：晨星出版，2002），頁117。

12   見《文友通訊》第十次，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1998），頁366。

13   見1957年12月，李榮春致鍾肇政信函，〈李榮春、鍾肇政、陳有仁往來書信──信函一〉，收於彭瑞金主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頁28。

14   韋勒克（Rene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台北：志文，2000），頁152。

15   1950年代前期官方的文藝政策參閱鄭明俐，〈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俐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13-68。

16   李榮春，《洋樓芳夢》，頁389。

17   歐陽謙，《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台北：雅典，1988），頁76-77。

（二）自我的追尋與存在的矛盾

1961年李榮春離開《公論報》回到宜蘭，逐漸自文壇隱退，跨入人生的另一境界。在進入討論李榮春晚年的懷舊小說之前，我們要接續上面對其文學創傷的討論，從心理層面探索他退隱的心境，如此方能真切理解李榮春晚年的文學世界。

猶如小說的命運，戰後李榮春的生活也在流浪中度過，這類流亡不同於身體上的地理飄移，主要指精神上的自我放逐。精神流亡是對生存抱持的態度，指疏離於主流而與之格格不入的立場。李榮春追求理想而無視現實的精神，因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衝突，使得他素有「頭城奇人」的稱號。「奇人」的非理性、異端與邊緣，對應於「常人」代表的理性、正規與主流，兩者在價值認同上的衝突，使得彼此不屬於同一社群，而不被主流群體認同，正是李榮春之所以始終不安於家鄉的原因。而他自逐於主流之外的立場，則導源於啟蒙後自我認同觀的改變，因為啟蒙塑造了新人生觀，從主流社會中跳脫成就了自我的個體性，破壞了與主流的和諧關係。晚年的李榮春經常在小說中回顧這段年輕時的啟蒙經驗：

不知二哥從那裡搜集來的，那時二哥忙著生意，那些書竟在半樓上塵封已久。當他開始一發見，便對他有那麼大的魔力。這麼一大堆，大多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什麼印度哲學，形而上學，還有黑格爾的什麼，^……還有許許多多日文書籍，當時在那不可能而又被監視的環境中，他便開始跟現實爭鬥著一味想鑽進這一堆書裡去了。從此便已註定了他這一生的命運。¹⁸

這段啟蒙經驗類似基督教的原罪說：人類的罪惡源於亞當、夏娃偷吃智慧禁果，萌生自我意識，從此便被逐出伊甸樂園，展開苦難的人生；因為啟蒙而有了現代性的想法，形成一個與傳統區隔的現代自我，而它是痛苦的始源。¹⁹此時，逃避痛苦的方式之一是放棄自我向現實妥協，但這代表著主體的喪失，其次是透過書寫為自我辯護，從中展現自我主體的存在。²⁰從這個角度觀察，李榮春文學實踐的出發點，就在於建立自我的主體性，而《祖國與同胞》對於李榮春文學生命的重要性就在於此，這是為何他一再希望這部小說能為自己爭取更大生存空間的原因。因為它的失敗，象徵的正是主體的崩解與自我認同的危機。對此彭瑞金指出：

筆者認為形塑李榮春的五○年代台灣社會，特別是當他以無上敬慎的心情呈現他嘔心瀝血的力作《祖國與同胞》時，社會還報於他的眼神和姿態，要負極大的責任。台灣社會沒有接納《祖國與同胞》便拒絕了李榮春的作家誓願，扭造了李榮春一生的文學性格，再回過頭來指責他的孤獨、避世，是不公道的。²¹

《祖國與同胞》的失敗粉碎了李榮春期望透過小說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的夢想，深化了他與家鄉長期存在的疏離感，在家鄉更加無地自容，這是他首度的文學創傷。²²而《文友通訊》時期代表李榮春自我主體的再建構，他展現旺盛的創作力，將自己回台後到出版失敗這段期間的文學經驗寫成《海角歸人》與《洋樓芳夢》。在小說中，他透過人物的遭遇，訴說自己對於文學的堅持及所承受的痛苦，是《祖國與同胞》後，藉由書寫再次肯定自我的作品，只是它們的失敗又一次造成自我主體的崩解，是為二度文學創傷。

而在經歷這樣的創傷後，李榮春與家鄉的關係發生怎樣的轉變？這將《海角歸人》、《洋樓芳夢》放在創作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觀察，可以得到答案。《海角歸人》是李榮春經歷《祖國與同胞》的失敗，從台北回頭城後所完成的作品，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他戰後返台為了文學而與家鄉疏離的經驗，因為這段過去與寫作當下的心境呼應，均是飄泊回鄉的「歸人」，所以引發寫作動機，是借過去說出現在的心情。李榮春的書信透露，《海角歸人》原題為《飄》，取飄泊之意，他本人相當鍾愛這個書名，認為它有「特殊的含意，暗示的意義。」²³據此推論，李榮春寫作《海角歸人》時人雖回家，但仍與家鄉疏離，處於在家流亡的狀態，因為只要認同家鄉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就不會是無所歸依的飄泊者。整部《海角歸人》最經典的飄泊意象，莫過於結尾將主角的命運與飄煙結合，隱喻自己隨風飄盪的人生，飄煙的意象說明了李榮春當時對自己身世的感觸，但其中也隱含了停泊的意念。因此，1958年當他再度北上任職《公論報》後，便向鍾肇政透露了「倦鳥歸巢」的心情：

現在我已是沒有年輕時那般蓬勃澎湃的憧憬了，我只希望能早一天再回到那質樸潔靜的鄉野，浸沉在我所喜愛的自然懷抱中，也許我的生命已感到困倦了吧，像一匹疲憊的戰馬，然而，每想到自己的一無所成就，既不能對時代盡一點棉薄的報負，連此身到如今，依然故我，徬徨無所自處，不免愈自暗暗悲愧不已。²⁴

從1938年奔向中國到1958年，對於長年一事無成的流浪，李榮春感到疲倦而渴望一個安頓身心的所在，因此開始思慕家鄉的溫暖，而萌生回歸的意念。是在這般疲憊苦悶的心境下，再度來到台北的他寫下了《洋樓芳夢》，這部小說關於飄泊的感傷比《海角歸人》更加濃厚，停泊的念頭也更強烈，「洋樓」其實象徵的是李榮春精神上對於庇護的渴求，渴望一個能夠擋風遮雨的「家」。但小說中《真理與和平》的失敗粉碎了這個夢想：「可惜失掉了那次機會，不會再來了，他的一生再沒有建立家庭的機會了，他將永遠像一根浮萍，孤寂淒苦地在我們的地上飄來盪去，直到死神召喚他回到寂寞的荒塚。」²⁵因為無法建立屬於自己的家，為了化解飄零的孤獨感，於是拉進了李榮春與家鄉的距離。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認為，現代社會的矛盾有著「歷史的矛盾」與「存在的矛盾」的分別，前者是社會發展中某一歷史階段存在的缺陷，它並非無法解決，而是可以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改變；後者則是現代人普遍存在且難以超越的所謂「個體化」與「孤獨感」的矛盾。個體化是掙脫依賴走向自由與獨立的過程，猶如孩童長大走出家庭、離開母親的懷抱一般，只是人在個體化的過程中，一旦遭遇失敗，伴隨的便是難以忍受的孤獨感，而為了克服孤獨的恐懼，人將產生各種情感的需要，作為生存的寄託。²⁶年輕時的李榮春因啟蒙而個體化，為了追求自我的理想，跳脫於家鄉社會之外，他將眼光投向母親中國，或再孤注文學尋找補償，都是基於追尋歸屬的道理。但他戰前在中國所遭遇的台灣人被殖民的原罪，與戰後台灣人作家的困境，均是屬於「歷史的矛盾」的客觀現象。這些矛盾雖使其理想落空，不停地流亡，但最重要的是挫敗激化出了「存在的矛盾」的主觀現象。當躍入世界的洪流，發現在強大的世界裡充斥著各種不由自主的挫敗，而渺小的個人根本束手無策時，自然對世界感到充滿了威脅，結果便萌生了那種孑然一身的孤獨感：「連此身到如今，依然故我，徬徨無所自處。」為了擺脫無所自處的徬徨，於是產生回歸家鄉、回到原生世界撫慰創傷的意念。因此，試圖解決「存在的矛盾」，才是李榮春最終退隱回鄉的深層原因。此時踏出歸鄉腳步的他年近半百，邁向人生的下半場。

18 李榮春，《鄉愁》，頁55。

19 關於何謂「現代性」，不同學者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傅柯（Michel Foucault）主張將現代性理解為某種特定態度，而非指某一歷史時期。所謂態度，可視為一種思考和感覺方式、一種行動和舉止方式。參閱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1999），頁117。

20 沙特（Jean-Paul Sartre），〈為什麼要寫作？〉，何欣主編，《從存在主義觀點論文學》（台北：環宇，1971），頁103-123。

21 彭瑞金，〈還李榮春文學公道〉，彭瑞金主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頁138-139。

22 1958年，李榮春曾以一隻名叫「瑪莉」的狗為主角，寫了一篇短文〈歉疚〉，於《文友通訊》輪閱。該文描寫的是家犬瑪莉，原備受主人寵愛，後不幸染疾，成為皮膚潰爛、散發惡臭的癩皮狗，而被逐出家門。這是一篇歷經《祖國與同胞》出版失敗，李榮春用來影射自己在家鄉處境的作品。參閱陳顏，〈尋找李榮春──一個台灣作家的困境〉，《文學台灣》第59期（2006年7月），頁282-317。此後，李榮春在小說中便經常以「喪家之犬」自喻生存處境。

23 見1958年1月，李榮春致鍾肇政信函，〈李榮春、鍾肇政、陳有仁往來書信──信函三〉，彭瑞金主編，《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頁30-31。

24 見1958年6月，李榮春致鍾肇政信函，〈李榮春、鍾肇政、陳有仁往來書信──信函廿一〉，同上註，頁56-57。

25 李榮春，《洋樓芳夢》，頁425。

26 郭永玉，《孤立無援的現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台北：貓頭鷹，1992），頁71-78。

（未完待續）